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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終結所有戰爭的最後大戰。石原也採取哲學立場，認為戰爭帶來毀滅，將為重建鋪路，因此是文明進展的一部分。但儘管有哲學的虛飾，在其人生觀裡所有的事物都從屬於軍事考慮——一種單純的軍國主義。

石原本人並沒有特別受到喜愛，且從未受到同僚們的十分信任。這些因素使他的個人影響力受到限制。石原認為日本必須獲得亞洲資源，為將來與美國對決做準備，他的這一觀點逐漸受到支援。當20世紀30年代進展之際，他主張的利用軍事行動控制亞洲的理念勝過較不具侵略性的泛亞洲主義觀點。

一個“較軟性的”觀點是漢學家橘樸（1881～1945）的觀點。他認為，作為最有資格的國家，日本應該在亞洲建立的不是軍事領導地位而是文化與政治領導地位。這將創造一個文化政治的亞洲實體，這個亞洲實體能夠制衡已經存在的西方文化政治實體的支配。遺憾的是，除了提出儒學與皇道作為這個亞洲實體的普遍指導原則外，橘樸未提議任何組織這個亞洲實體的具體手段。他在這些事情上的沉默使得軍國主義者較容易佔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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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戰爭準備（1）

確實，日本能夠從大陸的資源中大大地獲利，尤其是日本本身十分缺乏的自然資源。但當日本對大陸資源的慾望呈現逐漸具侵略性的軍事氣氛時，有點兒諷刺的是，日本經濟正進入復甦階段。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日本已經採取果敢且史無前例的“凱恩斯”措施，利用政府赤字支出來刺激經濟在通貨緊縮後復甦並阻止景氣衰退。日本也使日圓脫離國際金本位，導致日圓貶值約50％，而如今價格遠較便宜的日本產品出口增加。至1936年，日本已成為棉花布匹的最大出口國。日本是最先從世界經濟大恐慌之中脫困的重要國家之一。事實上，在20世紀30年代剩下的幾年中，日本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是5％，而在1929年與1937年之間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超過50％（對比之下，同期的澳大利亞國內生產總值僅增長10％）。

這一經濟好轉顯示出，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有軍事擴張以外的其他選擇，問題是日本是否想追求其他選擇。作為一種選擇，依據明治口號“富國強兵”的精神，日本可以利用較強勁的經濟來建立較強大的軍隊。

一個問題是，雖然經濟在全國層次上似乎健全，但並沒有足夠的人獲得利益。大多數人仍是被僱用於農業的農村居民，但農民收入是恢復最慢的。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們的收入仍然只有他們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大約半數。儘管生產力改善，農業就是沒有製造業那麼有效率，因為其勞動力比率是它在國民生產總值之中所佔的比率的兩倍以上。在製造業方面，儘管棉花布匹出口成功，紡織業正穩定地讓位給諸如機械等較重型的製造業。

在1929年與1937年之間，化學品、金屬、機械在國內生產總值之中所佔的比率從30％上升至50％。在1920年與1940年之間，鋼鐵生產量增加11倍，機械增加6倍，化學品也增加6倍。

紡織廠往往設在地方城鎮的事實，為農村增添了苦惱。

由於工業的逐漸托拉斯化，都市工人境遇往往沒好多少。從20世紀30年代早期起，政府故意推行一種工業合理化政策，授權重要工業的企業聯合。這大大地幫助原已富有且有勢力的財閥變得更富有且更有勢力。至1937年，單單三井與三菱兩大財閥就持有全國工商業所有資本的幾乎1/7。大財閥企業（工人人數超過5000人）工人的平均工資，是小企業（工人人數不到30人）工人工資的兩倍以上。

政府與財閥的關係並非總是無限的信任。政府裡有許多人感覺財閥影響力太大、腐敗、頹廢且難以控制。他們寧願不要合理化至如此程度，以至於只有少數財閥在控制，把所有其他大企業都排除在外。這是何以政府獎勵諸如日產與豐田等“新財閥”的一大理由，這兩家公司在諸如汽車製造等領域尤其活躍。

受到德國的啟發，政府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起制定一連串的法律，對這些主要工業的公司予以幫助。這些法律依靠外匯限制與企業必須被日本人經理控制才能發執照的要求，把外國競爭者擠出去。福特公司是一個特別的威脅，而1936年汽車製造工業法的條款的生效日期被追溯既往，所以福特公司1935年在橫濱建造的工廠實際上變成非法。這項法律也給生產軍車的公司諸如免稅等援助，由此把那些公司置於政府控制下。在石油、鋼鐵、機器工具、造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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