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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僕》：阿契貝的本土情結與政治苦心

洛 順

一部經典的文學作品，總會與它所寫時代的政治氣候、社會風氣和文化心態息息相關。阿契貝的作品正具有這樣的品質。這與其說是來自於作者的遠大志向，不如說是來自於他的赤子之心。一種對於他的靈魂所賴以生存的故鄉的生生不息的愛，一種對於建構理想社會的天真和熱情。

作為“奈及利亞四部曲”中的收官之作，《人民公僕》寄寓了阿契貝深沉的政治苦心。如果說之前的《瓦解》、《動盪》講述的是非洲人民在面對殖民主義侵害時的混亂無助的話，《人民公僕》則試圖將奈及利亞放在民主化程序的背景中，探討某種可能性。

故事的內容極為簡單，主要講述了一個自稱“人民公僕”的偽國家主義者南加，與自己的學生奧迪裡，在政治上展開的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權利鬥爭。在這場權利鬥爭中，阿契貝使盡了詼諧諷刺的筆法，繪畫出一位“滿口子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政治家，上演了一場非洲版的《競選州長》。在一個矇蔽了道德和正義，以文明的假象建立民主政治的地方，作者明顯地感覺到了一種危機。長期受西方文化影響的阿契貝，在混亂的政治面前，非常堅決地捍衛人的尊嚴和權利，比之於整個民主體系的空洞建構，他更擔憂的是人民在這場政治鬧劇中表現出的愚昧和無知。

作者在描寫權力之爭時，特別注意到現代公民權利及道德規範的問題。舊的體制已經破除，在部落的基礎上形成的非洲傳統文化已被摒棄，那麼該用何種方式建立本民族的精神之基。在貌似堂皇的歷史程序面前，如何正視黑非洲中的落後和腐朽的一幕。改變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則完善的制度和公民權利的又將如何落實。所以作品中爭論的焦點，不在於有正義感的奧迪裡是否能打敗南加，而在於求證是否能建立一個人民享有自由言論、政府具有道德紀律的社會秩序。在這一點上，阿契貝本身也是充滿疑惑的。正是這種疑惑使他讓奧迪裡無時無刻不置於緊張的氛圍中，也使加南在人民的擁護與唾棄之間高低起伏。從而使整部作品充滿動盪的韻律。

2007年，飽經滄桑的阿契貝獲得了第二屆曼布克國際獎。由於該獎設立的宗旨是“突出世界作家在小說創作上的持久創新力、發展能力和總體貢獻”，因此換句話來說，它肯定了阿契貝為非洲文學的發展所做出的全部貢獻。從某種意義上說，阿契貝的勝利不是文學的勝利，而是文化的勝利。在我們長期飽受殖民主義的魅惑，並攜帶政治偏見看待非洲文化時，阿契貝用本土立場講述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他講故事的態度是如此堅決，技巧是如此“民族”，以至於我們在閱讀時，都不得不時刻意識到自己的旁觀者立場。

比之於近年來幾位聲名鵲起的非洲作家，阿契貝顯得更深沉內斂。他時刻保持著對社會尖銳冷靜的觀察。當他已敏感地意識到政治變革的徵兆，民主政治建構的危機時，他的敘述方式是似假似真的嘲諷。很難認同某些評論家所說的，阿契貝的創作是“為自己的民族找到一個出口”。阿契貝的作品體現得更多的是本土情結。在目睹殖民文化已然入侵的情況下，他仍然希望以一己的微薄之力，保留本土的一點文化和良知，哪怕這種文化帶著糟粕和不足。正如他曾在發表演講時說，非洲作家不應該為種族問題爭論不休，最重要的應該關心“基本問題”。非洲人的文化不是來自歐洲，非洲社會也不是愚昧無知的，他有其自身的價值，最關鍵的是非洲的尊嚴。

每一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苦難史。阿契貝一直引以為傲的是他的黑非洲背景。基於本民族的苦難書寫，總是有超越於個人的救世情懷。也許在寫作以前，他就已經有了思想準備，等待他的，未必是掌聲和榮譽，而是遠離故鄉的流亡生涯。當我們在閱讀這部小說時，也許應該多瞭解一點關於它的創作背景，並因此而對這位“非洲現代文學之父”保持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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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僕　預言

作者：於一爽

作為重慶出版社“重現經典”書系的一本，奈及利亞作家阿契貝的《人民公僕》，一部寫於1966年的作品；幾乎驚人準確的預言了奈及利亞其後的政治氣候，剔除作者文筆的懇切深沉老辣，不可否認，阿契貝的確具有一種值得稱道、並且是對於作者本人來說非常殘酷的天賦，一種關於對非洲社會和殖民地政治現實的預言能力。所以在40年後的今天，閱讀阿契貝的最大的價值也許就在於如何理解阿契貝。

阿契貝自己也講過：“一個非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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