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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思想也隨之被割離。

1896—1897年，德富蘇峰出版了《將來之日本》和《新日本之青年》，標誌著青年期德富蘇峰思想的形成。1916年，德富蘇峰對這兩本書進行了增訂和修改，寫成了《大正的青年及帝國的前途》，這一事件說明德富蘇峰思想發生變化的事實。日本學者隅谷三喜男歸納了德富蘇峰思想變化的過程和特點：如果把甲午戰爭前後的思想轉變看作是德富蘇峰思想上的第一次變化的話，那麼《大正的青年及帝國的前途》則是其思想上的第二次變化。這兩次的變化的不同之處在於，第一次變化時德富蘇峰的思想雖然轉變為提倡“軍備社會”，但是他並沒有完全放棄“平民主義”、“生產主義”與“和平主義”；但是第二次變化時德富蘇峰的思想已經完全背離了他的出發點，徹底拋棄了西方的先進思想。在這兩次變化之後，德富蘇峰便開始迴歸傳統思想，企圖從傳統的儒學思想中找到整合國民精神的動力，並“惡用”傳統思想宣傳對外擴張，在其教化下的國民走向了戰爭的深淵。

直到二戰結束，德富蘇峰都是利用儒學為思想工具充當政治體制與制度體系的中介物來發揮他在政治領域中的作用的。

德富蘇峰的思想對當時的日本國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其“皇室中心主義”、“忠君愛國”、“大日本膨脹論”、“國民主義”的鼓吹下，日本國民開始以“大國民”自居，紛紛響應政府號召，為日本軍力的發展出錢出力，吶喊助威，從此日本落入了軍國主義對外侵略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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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想知識分子的“民本主義”（1）

每個人都有獨立的意志，“國家魂”必然生存在多數人的共同意志之上。個人意志和“國家魂”兩相作用，國家魂總要透過個人意志、團體意志表現出來，國家魂是凌駕於君主貴族意志之上，是一種民族精神。國家魂偉大，民族才能偉大，國家魂萎靡不振，民族也必然衰頹。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嘉仁天皇繼位，日本進入了大正時期。從表面上看，大正時期相對穩定，此時的日本早已不是明治初年那個脆弱、落後的國家，對外戰爭的接連勝利，讓它格外自信。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大量的歐洲人湧向日本，他們為日本帶來了財富，也為日本帶來了民主自由的氣息。

但大正時代又隱藏著動盪和不安，日本已經完成了近代化改革，有實力和那些西方大國在國際舞臺上一較高下，但它要向何處發展，是否能夠應對危機四伏的國際形勢，依然困擾著每一個人。夏目漱石在小說《心》中感嘆，明治精神發於明治天皇，也終於明治天皇。受明治精神影響至深的日本知識分子突然感覺到迷茫，不知該何去何從。

英國的歷史學家湯因比曾說，知識分子有兩種型別，一種是單純的埋首於學術，探究“普遍性的永恆性的問題”，不問世事，超然於時代；一種是滿懷熱情地投身時代，融入社會大環境。而他眼中最為理想的知識分子既不能“兩耳不聞窗外事”，又不會被政治淹沒。他要關心現實社會，要具備知識分子特有的專業性；他可以參與政治活動，但不能成為政治的一部分，喪失人格、思想的獨立。既不刻意參與政治，又不刻意和政治隔絕開來的蘇格拉底，就是他心目中理想知識分子的典型。

在平靜地醞釀著大動盪的大正時期，日本就不乏這樣的理想知識分子，吉野作造就是其中之一。他一方面關心政治，關注著國家的發展走向，一方面又十分小心地保護著自己的獨立性，避免牽扯到複雜詭變的政治權力鬥爭中。他遊刃有餘地在“政治”內外穿梭，深入到它的內部去了解它，又站在它的外面審視它、分析它、引導它。

“民本主義”是大正時期最有代表性的政治理念，它的主倡者正是吉野作造。吉野作造同意他老師小野冢喜平次的觀點，認為政治絕不是少數“為政者之術”，它事關所有國民，為全體國民所有。他將日本置於大的國際環境中思考，對日本天皇至上的政治結構不滿，併力求改變這一狀況，在日本推行憲政，希望“以民為本”的理念能夠滲透至日本政治的方方面面。

“政治體系”是政治學的核心，也是吉野作造“民本主義”思想的出發點。政治體系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好比一個大型工廠，需要廠房——“環境”，有原材料的引進——“輸入”，要製造產品——“轉換”，將產品賣出——“輸出”，還要徵集消費者意見——“反饋”，只有每一步的工作都做到位了，才能運轉自如。若要落實每一步的工作就必須要有完備的制度——“政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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