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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生活遇見經濟學　前言（1）

在不久之前，大部分經濟學家都對未來的經濟形勢憂心忡忡，但是，英國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卻是個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剛開始時，他就表示對下一代經濟學家充滿了信心，稱他們會將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他在寫給朋友的一段話中說道：據我估計，1920~1970年之後的一千年將會成為歷史學家最為活躍的時代，你大可盡情發揮自己的想象力，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而當1930年大蕭條來臨之初，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最得意的門生——撰寫了一篇小論文，指責他的同行們過度誇大了經濟蕭條的負面影響，在這篇題為“我們子孫後代的經濟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文章中，凱恩斯痛斥了這些人的消極和悲觀，指出他們對未來的判斷犯了“荒謬的錯誤”。依凱恩斯之見，大蕭條屬於“暫時的失調”，不過是“人類在解決長期經濟執行中出現的問題”而已。（你認為我接下來就要引用凱恩斯的名言“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是嗎？）根據凱恩斯的預測，一個比我們曾經想過的任何一種進步都“更大的進步”將會出現，在一百年之內，人類會在經濟上取得非常大的進步，以至於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可能會是“如何利用關注自身經濟問題之外的自由，如何消磨空閒時光，也許關注一下科學和其他一些學科會比較好，這樣可以讓人更明智、快活、健康”。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樂觀預言被證明是正確的，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他們之後的一代經濟學人，他們利用改良的政策和令人興奮的實證研究理論改變了世界運轉的方式。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世界經濟開始繁榮，企業家們開始大展拳腳，新發明和新技術進步像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整個世界雖然還會不時地在個別地方出現經濟不景氣或者小危機，但我們畢竟成功地避免了另一場危機和世界大戰。

馬克·史庫森（Mark　Skousen）的著作《當生活遇見經濟學》（Econopower）非常值得一讀，在書中他向人們闡述了經濟學家在戰後世界經濟繁榮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新一代具有號召力的人是怎樣成功實現變革的。即便是我也不得不驚訝於當今這些經濟學家在做的事情——使儲蓄更便捷，避免債務困擾，謹慎投資；透過私人銀行的小額貸款，使千百萬人免受貧窮的煎熬；減少犯罪，改善公共教育；幫助政府節約開支，透過更有效率的拍賣方式使公司的經營活動更加公開；透過峰值定價法，緩減交通擁堵；使公司在獎勵員工、回報股東的同時盈利更多；幫助國家實現經濟騰飛，並且避免將來可能發生的國際衝突。

看到馬克在本書中提到的一些經濟學家是包括許多知名人士在內的芝加哥大學的教員和畢業生，我感到無比驕傲。比如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相比前人，他更明確地告訴我們如何建立一個穩定的、沒有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體（透過控制貨幣供給、減少稅收、限制政府部門的膨脹等措施）；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公共選擇學派之父，他將經濟研究的重點從“市場失靈”轉向“政府失靈”，並由此提出應當限制政府權力的主張；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他首次將經濟理論應用於社會學和其他學科；另外還有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供給經濟學派的創始人之一，他在探索自由貿易、削減關稅以及撤銷管制的領域勇往直前。　。　想看書來

當生活遇見經濟學　前言（2）

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這些芝加哥學派的人被稱為“另類經濟學家”，即使他們自己也認為，從知識角度上說，他們是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傳承者。這個小團體提倡限制政府，健全通貨，減少管制，投資股市，指數化證券投資基金，削減稅收。那時候有些人稱他們是“瘋子”，而今天他們卻被人尊為諾貝爾獎得主。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我正好是芝加哥學派團體中的一員，直接參與了供給經濟學派的形成過程。那個時候，我們國家（美國）正處於經濟發展的十字路口，是要繼續高稅收的政策，提高通貨膨脹率，減緩經濟發展速度？還是改變路徑，削減稅收，消除管制，刺激增長，減少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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