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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983　年以後，大概是因為新電影漸漸多了起來，而且大多是由新小說改編的；電視機開始普及，電視劇也開始活躍，許多電視劇也都取材於小說；廣播劇在這種情況下就漸漸不那麼稀罕了。於是文學界對谷文娟的粘糊，似乎也就逐步地變成了疏離。到1985　年以後，許多新銳作家已經不清楚谷文娟是何許人也。我自己也顧不上和谷文娟保持聯絡，她究竟還在改編錄制些什麼廣播劇，不清楚也不想去收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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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在湧泉（2）

時過境遷，世態炎涼，這些詞語我們用濫了，但真正錐心地體會到這些字眼裡的人生況味，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不是我們太遲鈍，倒也許是太聰明瞭。文學史家稱為是〃新時期文學〃的那個階段裡，對推動那時的文學復甦、發展作出貢獻的新聞界人士，是頗多的。我記得的就還有中國新聞社的記者甄慶如（現在他使用甄誠的筆名），他有時一天裡向海外發出數篇關於中國文學復興的報道，像巴金的言論，艾青的新詩，丁玲的復出，王蒙等的改正，中國作協創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獎項，劫後的第一個作家代表團的出訪，等等，這些訊息都馬上被港、臺及世界各處的華文報紙搶著採用。還有新華社的女記者郭玲春，她寫報道總願意使用富有新意的文體，還寫了很不少有深度的專訪。電臺方面的人士也絕非谷文娟一個。我知道的就還有一位王成玉，他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青年節目裡，播出了很不少的新小說，我的《愛情的位置》《穿米黃色大衣的青年》就是他組織的，他能請到像董行佶那樣的能以聲音塑造人物的藝術家來擔綱朗誦，使這些小說在群眾中的流佈更如清溪般暢快致遠。那時候絕無〃紅包〃現象，也還沒有〃炒作〃一說，這些人士盡全力宣傳新作品新作家是出於高度的工作責任心，更是出於由衷的呵護熱情，他們使許多我這樣的人名利雙收，自己卻名利雙無。隨著歲月推移，他們與紅火的〃知名作家〃的距離漸行漸遠。後來很少有人再憶念這些人這些事。記得上世紀末有一回一些同行聚談，我提起了這幾個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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