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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

任 均

2004年的清明節，老伴王一達去世近一年時，我在為他的文集寫的序裡說：“一達可以心安了。但我還有事情要做。一達和我還曾經約定，把我們這幾十年相識的人、經歷的事，記錄下來，也許對後人有用。我已耄耋，這是我最大的事情。”

我曾跟一達說，想寫下我父親的一生。因為在我眼裡，父親任芝銘是一個不平凡的人，我覺得他很傳奇。“*”中，一百歲的父親在臨終前，不斷呼喚我的名字，想見到我。我卻被“軍宣隊”管制著，沒能去見他最後一面。每念及此，我都萬分難過。

對自己的父親，我記得很多。父親自己和母親、姐姐們，也給我講過很多。我還存有很多父親手書信件等史料。而且，一達兩次陪我回河南新蔡老家，找到與我父親相交數十年、一起走過抗戰和內戰年代的王靈軒、王鵬、任馨寰等許多老人，和許多親戚，談了很多，並開了幾次座談會，積累了相當資料。我們還聯絡到以前新蔡地下黨負責人李廣濤等老同志，知道了父親的更多事情。我和一達曾寫了篇父親的傳略，之後繼續積累，意圖厚積薄發。

為寫父親做準備時，我常想起我的姐姐和姐夫們，還有他們的孩子們。姐姐的關愛，家人的溫情，逝者的寧靜，生者的親情，都使我念念於心。家人們為國為民，做了許多事情，有些甚至很不平凡。然而，在“*”中，全家人多受冤屈，甚至冤死。人死後，還被貼抹塗鴉、不得安寧。每想到這些，我都心痛淚流。所以，一些家人往事，我也想寫。

一達覺得，家人的故事，貫串了我的一生。同時，還有其他許多記憶深刻的人和事。自抗戰初父親把我送到延安，我和一達共同走過了六十多年。在風風雨雨、磕磕絆絆中，我們和周圍許多人一起，經歷了艱苦生活、勝利喜悅，也經歷了政治運動、人事變遷。現在，大部分朋友陸續故去了，大多數故事也不為人知了。但那許許多多事情，有的能顯出人格品德，很有些道義真情；有的能翻出歷史真相，可作為前車之鑑。這些事情，為了孩子，也不能不寫。

可是一達先走了。這本書還沒動筆，他就一覺睡去，再沒醒來。一達帶走了他所有的記憶，留給了我一張白紙。

但是有一天，我忽然有悟：現在，才真的可以寫這本書了。因為一達給我騰出了時間，我不用再為他的衣食起居，費心盡力了。於是，我從自己出生的家庭開始，把對父母、對青少年時候家庭的一些記憶，把對朋友真情的一些記憶，寫在紙上。那些留了幾十年、近百年的信件和照片，能勾起我更真切的思念。可這只是一個人的記憶了。

寫這樣一本書的想法，我對孩子們講了，他們都支援和幫助我。2005年，二兒子克明開始幫我整理口述錄音。他的提問，一次次幫我開啟了記憶的閘門。幾年間，在我口述的範圍內，他幫我梳理研究史實，建立篇章結構，反覆取捨修改。最後他完全放下自己的事情，用六個月時間，完成了這二十多萬字的寫作。

在我九十週歲的時候，孩子幫助我完成了最大的心願，真使我高興！

關於這本書的寫作，我對孩子反覆說過，我的第一標準、第一要求，只有四個字：實事求是。即，說我所知，寫我所知，有一說一，真實誠實。這一點，孩子聽話，做到了。

人到九十，自然而然，浮華若煙雲，心靜如止水，故人在故地，往事俱往矣。但是，也許所有的往事，對後人都有用。

我還想說，《我這九十年》只是一本個人的記憶，原來是想留給孩子們的。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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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宗 璞

任均老人是我母親的幼妹，我的六姨。她的年紀和大姨相差近三十歲，和她的甥輩我的長姊馮鍾璉、表姐孫維世相仿。父母親去世以後，親友漸疏，有三家老親仍時常來往，給我關心和支援。照我的稱呼他們是七姑、七姑父（馮■蘭、張岱年），六姨、六姨父（任均、王一達），三姐、又之兄（馮鍾芸、任繼愈）。本世紀最初的十年間，他們陸續離開了這個世界，只剩六姨一人，她現在是唯一比我年長的長輩。每個人的離開彷彿都帶走了一條連線歷史的線索，關閉了一條通往歷史的道路。六姨健在，自然應該寫下她的記憶，何況她的記憶是那樣不平凡。

外祖父任芝銘公是清末舉人、老同盟會員，為辛亥革命出力甚多。晚年思想進步，傾向延安，他的思想從不停滯，能夠清醒地對待現實。“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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