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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1829～1833年間，漢斯？克里斯蒂安作為一名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初露頭角，甚至還賺了一點小錢（雖然他仍舊依靠別人的資助過活），但拒絕幫助在歐登塞已經窮困潦倒、正飽受酒精中毒的煎熬的母親。而在安徒生的文學作品中，他則常常跪倒在聖母瑪麗亞的膝前。在1836年的小說《O*9郾T*9郾》中，他描寫了人物奧托？索斯特魯普，講到“要以羅馬天主教的方式對待自己的母親”。

在安徒生的許多作品中，我們都能看到他對他母親的愛的宣言。在1823年的《致我的母親》一詩中，他寫道，在他天真無邪的童年時代，他的母親對他而言不僅僅是一個生母。如果說一個兒子能在他的作品中，以“你是我快樂的源泉”這樣的措辭，直接地讚美他的母親安妮？瑪麗？安德斯達特，我們就不得不懷疑為什麼他在1819年還是孩子的時候就離家遠走。而且顯然在他抵達哥本哈根之後，或者說在他以後的人生裡也從未害過思鄉病。看起來，似乎安徒生不得不在他的洗禮以後，儘快逃離歐登塞，不僅是為了加入皇家劇院，同時也是為了開創他人生新的篇章———正如他在作品《O*9郾T*9郾》中所說，建立“他自己的高貴族譜”。自他第一天抵達首都之後，這個果斷而且雄心勃勃的男孩已經樹立了他的人生目標：開創新的家庭，結交新的朋友，這就意味著他必須失去、抹去他以前的家庭歷史。

在他母親最後漫長沈悶的生命中，從1822年她第二任丈夫去世後，直到她在博德醫生的救濟院裡去世，她的兒子安徒生從未給過她任何經濟援助，就像在1820～1825年間一樣。儘管他當時正在斯拉格爾斯上學應試，接受國庫救助，但幾乎所有錢都裝入了校長米斯林的口袋。在接到他母親的求助信後，漢斯？克里斯蒂安也只會偶爾地寄給她一些衣裝費。在1824年，他曾向他的祖父週轉過1/4的遺產寄給他的母親。但在1825年後，安徒生並不是像他自己早期詩歌所寫的那樣，尋找一種“精神安慰，而贍養他貧困的母親”。最明顯的是，他總是隔很長一段時間，才給他的母親寫信，從這個意義上說，安徒生並沒有做到他在19世紀中期時在學校散文中所寫的“子女有照顧父母的責任”：“沒有什麼人比那種背棄父母的人更邪惡了，因為正是他們給了我們生命。”

如果我們有機會看到那現存的25封安妮？瑪麗？安德斯達特在1822～1833年間寫給兒子的信（當然她一文不識，必須央人代筆），我們就不難發現兩個人之間的感情與關係。他是一個在外面大世界受高等教育、學識淵博的兒子，而她只是一個文盲，在家裡那個小世界裡貧困的老母親。她必須時常提醒兒子她的存在，央求他寄點生活費。從來都沒有任何親密和知心的對話———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母親不會寫字，長年以來，都必須由5至10個不同的人代筆。

1825年春，安徒生的母親作為一個乞丐被接進格拉布羅德醫院，那是一個專門收容貧困老婦人的救濟所，在頂樓的右面，有一間放著16張床位的房間。沒有人再讓她洗衣幹活了。她越發酗酒，終於導致了最後可悲的結局，而此時，她兒子的人生卻熠熠生輝。

他們兩個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832年的夏天，當時安徒生在菲英島待了1個月。他舒服地住在陸軍中校霍？古爾德伯格家裡，或出沒於菲英島的布拉姆斯特普、霍夫曼斯蓋夫、桑德拉姆蓋德和利克施爾姆城堡各處他曾經暴食暴飲的地方，參加以前家族的各種社交活動。安徒生曾在8月3日給愛德華？科林的家信中提起：“在利克施爾姆，他們為我做的實在太多了，想方設法地探知我的願望，給我所有我期望的東西”。當安妮？瑪麗？安德斯達特在歐登塞的救濟所耗盡她最後的生命時，她兒子正在霍夫曼斯蓋夫花園表演，在布拉姆斯特普聽著華爾茲舞曲，在地主們的簇擁下，乘著四輪馬車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地方遊玩。他從未想過要前往歐登塞，他寫信給愛德華讓他再寄10個銀幣給他，以繼續下一步旅程，說到他路過了故鄉，但沒有提及他的母親。

“在我童年的記憶裡，所有的東西都只是一片昏暗。對我而言，好像我已經死了，而現在只是回到了一個另一種方式生活和嬉戲的地方。我感到不安，對斯加蘭德有一種連我自己也無法解釋的渴望。”

1年以後，在1833年11月，安徒生的母親去世了。2月，她寄走了給她兒子的最後一封信，信中她感謝他給她寄了1個銀幣，也稱之為是“這些日子以來對我最熱忱的幫助”。兩個星期後，在1833年3月13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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