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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純粹的、沒有摻雜任何東西的真誠。他的獨特之處就是純樸與自然。正如詹斯？巴格森最初曾經指出的那樣，這是一次檢驗魯索和費希特自由和人性教育理論的絕佳機會。在18世紀末的丹麥斯特魯恩西時代，這些教育理論曾經在丹麥曇花一現。當時，他們曾揭露絕對君主制的人性觀毫無價值，還揭露了其中許多壓迫性的手段。

18世紀70年代，魯索根據人類個體和整個時代，把未受過教育的兒童的狀況解釋為某種曾經失去的東西。這個菲英島的男孩簡直就是18世紀“漢諾威的彼得”在丹麥的化身。“漢諾威的彼得”曾經在德國漢諾威附近被發現，然後被送到英格蘭國王喬治一世的宮廷裡。在那裡，這個從未受過教育的男孩被當作一種寵物和小丑，而且引起了啟蒙運動中的作家、哲學家和科學家的廣泛關注。再近一些的例子是“艾維倫的野孩”———一個10歲或11歲的男孩，1800年出現在法國南部森林中，後被送到巴黎。在巴黎，拿破崙一世時法國所有可以想得到的自然科學家、醫生、教師和人類學家都試圖研究並教化這個男孩。同樣的情況後來也出現在神秘的棄嬰卡斯珀爾？豪瑟身上。這兩個例子在浪漫主義時代引起了廣泛關注，再次引發了啟蒙運動時期關於人與動物關係的討論。探險家們對這種爭論起到了尤其重要的推動作用，他們遠涉世界的偏遠角落，回國時帶來了與猩猩（曾被認為是人類）、野人、霍屯督人和曾經被動物扶養長大的嬰兒有關的奇聞軼事。

這個笨拙卻又才華橫溢、註定一生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14歲的男孩，現在站在雅緻的資產階級家裡，向首都充斥著享樂和懶散的精神與社會生活提出了挑戰。這種挑戰不僅很有意思，而且受人歡迎。丹麥幾十年的絕對君主制1807年在戰爭中慘敗於英國。1813年，國民經濟破產，使哥本哈根變成了一座精神監獄。正如當時另一位年輕藝術家在傳記中所說：

“我們對政府的智慧沒有任何懷疑，我們手裡拿著帽子，彎腰向政府官員鞠躬。我們平靜地接受了不可避免或無論如何也不能避免的東西，甘願變得麻木，在這種麻木中，任何事情都不曾發生，也終究一事無成。”

藝術家和科學家們更是對這個自然的、未經雕琢的天才抱有極大期望。這正是在絕對君主制的哥本哈根觀察和討論的某種東西，某種吸引理性主義者、共和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的東西，其中也包括教授兼詩人弗雷德裡克？霍格…古爾德伯格先生，他是這個男孩過去在家鄉的最大資助人———克里斯蒂安？霍格…古爾德伯格中校的兄弟。在哥本哈根，他曾為安徒生募集了捐款，這個男孩也因此再度引起了人們的注意。當他堅持要親自四處感謝自己的資助人時，一般是給他們獻上一些簡短而熱情的即興表演，就像曾經為切斯特？馬賽厄斯？蒂勒所表演的一樣。如果他知道如何到富人家中表演，那麼他也肯定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這與當時流行的論調不謀而合：“孩子，如果你想在世界上獲得成功，那麼就鞠躬吧！”

所有這些“戰略突襲”很快將安徒生引到“巴克胡斯”，這個知識界的會所和文化的中心。在那裡，所有與丹麥黃金時代的藝術和科學有關的人士經常跟屋子的主人———藝術家卡瑪和克努德？林恩？拉貝克夫婦聚會。當時，巴克胡斯位於哥本哈根城外，距市中心有一段漫長的路程，坐落在瓦爾比山附近的大自然中。在那裡，每個人都能夠拋卻社會階級或血統，享受同樣的陽光和新鮮的空氣。在前往這個樂園的路上，漢斯？克里斯蒂安必須步行穿過韋斯特伯羅，經過眾多喜劇劇院、動物園、射擊場和狂歡節貨攤，見到大力士和女巨人、澡盆裡活生生的小海豹、長著兩個腦袋的牛犢以及長著五條腿的羊羔。繼續往前走，他先後經過了亞當？奧倫施拉格出生的房子、帕爾大街上的餐館和腓特烈城堡。每逢週日，幾乎有一半的哥本哈根人都要聚集在宮殿外聆聽宮廷音樂，觀看皇室成員在運河上乘船航行，國王腓特烈六世則穿著海軍上將制服，屹立在舵柄處。

離腓特烈城堡不遠，在一片開闊的、可以看到城市的地方，矗立著巴克胡斯。在那裡，每個人都可以採取各種各樣的方式，精神抖擻地擺脫絕對君主制下無處不在的思想和行為壓制。在那裡，人們可以認為自然能夠，甚至應該取代法律書籍和《聖經》。在拉貝克夫婦的家裡，他們創造了一種戶內外的沙龍文化，在這種文化中，時代精神或多或少地總是大家爭論的焦點。在那裡，理性主義和浪漫主義並非不可並存的對立物。而且，對大多數來到巴克胡斯的作家、畫家、哲學家、政治家和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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