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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是個女的,對吧?”
“嗯,還很年輕。不過比森林林大一些,大概三十出頭了吧。”
“真理子,她都問了些什麼問題呢?”
“什麼問題……呃……”
“說是原則上自願參加,可只有我們班必須全體參加,你不覺得奇怪嗎?”
“我們班不就是柏木的班級嗎?就因為這個吧。有什麼辦法呢?涼子,你想得太多了吧?”
“是嗎……有沒有問一些討厭的問題呢?”
“討厭的問題?什麼樣的問題?”
“譬如說,跟柏木關係好不好之類的。”
“啊,那是涼子你覺得討厭的問題嘛。”
“才不是呢。”
“怎麼有氣無力的?感冒了嗎?”
“也許吧。”
“最近流感爆發呢。快別打電話了,量一下體溫吧。掛了,保重。”
掛了電話,藤野涼子站在原地好一會兒,兩眼怔怔地望著電話聽筒。我們班就是柏木的班級,所以要全體接受問詢調查,沒辦法。倉田真理子說得沒錯,估計大家都是這樣理解的,所以都能接受。可我知道,真實的情況並非如此。學校舉辦面談活動,是為了找出寫舉報信的人。爸爸說得很清楚。其實,這還是爸爸向校長提的建議。“所以你權當什麼都不知道就行。”“明白,爸爸。我聽話著呢。”
涼子也覺得那個寫舉報信的人多半是自己班裡的同學,可有必要費這麼大的心思將“他”找出來嗎?柏木是自殺的,這一點並無疑問。那麼事到如今,再冒出有人將他從屋頂上推下去的證言,又有什麼可信度呢?這就像玩猜拳,看到別人出剪刀,自己才出拳。那封舉報信應該另有目的,不管是誰寫的,肯定是想捅出亂子來,引起別人的注意。何必如此大動干戈呢?
別為此把學校攪成一鍋粥,別多管閒事了。這是涼子的心願,可她未曾意識到,自己的內心仍在對“為何要寄舉報信給自己”這個問題耿耿於懷。
*
電話打來時,野田健一正在一個人吃晚飯。晚飯是在附近的外賣便當屋買的鮭魚套餐,二百五十日元一份。
一個初中男生獨自一人對著開啟的電視機,靠現成的便當和速溶味噌湯應付晚飯,這在別人眼裡或許很淒涼,而對健一而言,反倒一身輕鬆。
從前天起,母親住進了當地的醫院。這次是因為腰痛。她說自己疼得站不起身,醫生懷疑她得了椎間盤突出症,決定讓她住院檢查。
父親總是上夜班,健一隻在出門上學時才能見到他,並向他索要餐費。從父親的表情來看,母親入院後,他反倒放了心。父子兩人,嘴上總是沉默著,心裡的想法倒是一樣的。
自從提出要去北輕井澤開客棧,健一就一直提防著父親。他就像個多疑的刑警,時刻關注著父親的一舉一動。如果不小心提防,父親說不定真會下定決心:健一,關於上次說起的開客棧的事情,爸爸還是覺得應該放手一搏。放春假時,我們就搬過去吧。
關於這件事,父親曾和健一商量,聽取意見。健一表示過強烈反對。或許對父親而言,健一的反對意見只需用一句“還是覺得”就能擋過去吧。
每個人在青春期都必須過一道難關,那就是對父母的不信任。爸爸的生存價值到底是什麼?為什麼他對工作牢騷滿腹又死抱著公司不放?媽媽總是說爸爸的壞話,可為什麼不跟他離婚?你們這對夫妻,真的是彼此相愛才結婚的嗎?人生到底有什麼意義?人到底應該怎樣生活?
而健一對父母的極度不信任,已經滲透進實際生活中,如果放任不管,必將導致嚴重的後果。
真想一個人待著。獨自一人默默吃飯的健一,心裡這麼想。
真想一個人生活下去。
如果能自己養活自己,該有多好啊。如果能不受任何人擺佈,由自己來決定怎麼生活,該有多好啊。
離家出走的念頭在他腦海中一閃而過。健一立刻像做錯了數學題一般,抹去了這個“解”。他十分清楚,由“渴望自由”推匯出的這個“解”,是與跟著父母去北輕井澤一樣的毀滅性錯誤。
健一可不是沒有頭腦的孩子。一個初二學生離家出走後會怎麼樣?外面會有什麼樣的生活等著自己?短暫的輕鬆自在無疑是以今後漫長人生的毀滅為代價的。簡直傻到極點。
儘管已經想得很明白了,可當他拿起電話聽筒,聽到向坂行夫的聲音時,依然條件反射地問:“喂,你有沒有想過離家出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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