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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馬脫韁，是由紅衛兵運動開始的。

就在透過《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閉幕的頭一天——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軼歐的授意、策劃下，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矛頭指向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公開攻擊他們搞修正主義。

這張大字報貼出來，周恩來內心是不贊成的，因為北京大學有幾十個國家的留學生，大字報違反了內外有別的原則，把矛盾公諸於眾。

得知訊息的周恩來連夜派華北局、國務院外辦和高教部的負責人到北京大學，批評聶元梓等人的做法，指出他們搞亂了中央的部署，違反了中央規定的原則，並重申中央關於要嚴格遵守內外有別原則的指示。

康生則心懷鬼胎，暗裡藏刀。他在得知周恩來的批評後，立即讓曹軼歐要來大字報的底稿，密報給在杭州的毛澤東。看到大字報的毛澤東，他的反應卻與周恩來等人大相徑庭，他對康生等人的做法採取了支援的態度。認為這張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6月1日，毛澤東指示康生和陳伯達：“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當晚8時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北京大學這張所謂的“馬列主義大字報”。

周恩來一下子懵了。陳毅等人也懵了。當天晚上，陳毅問他：“這麼大的舉動為什麼事先不給個通知？”

周恩來只能回答：“我也是在臨近廣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電話，通知今晚由中央臺向全國播出。”

毛澤東在外地遙控，在京的劉少奇和周恩來等人已經無法駕馭和適應政治大局。

6月3日，劉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擴大會議，會議的基調，是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作出限定：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遊行，不要串聯，不要搞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不準打人和侮辱人……

為保證“文化大革命”有秩序地進行，在這次會上，周恩來和劉少奇等人都同意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提出的派工作組到大中學校協助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意見。然而，派工作組一事，很快被毛澤東批評為“搗了很多亂”，“起壞作用，阻礙運動”。工作組隨即被取消。

對“文化大革命”的搞法，除了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外，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顯然摸不清毛澤東的門道。

就在北京大學的大字報貼出去後沒幾天，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便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奪權、造反之風，也從這裡蔓延開來。

毛澤東對大中學校給予了極大的關注。由學校著眼，利用青年學生來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在這一點上，毛澤東與林彪、江青等人有著共同點。

所謂“革命”（4）

繼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以後，6月24日和7月4日出自清華大學附中的另外兩張大字報再次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這兩張大字報名為：《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造反，是大字報的主題！

7月28日，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將這兩張大字報報送江青審閱，並請江青轉送毛澤東，請求批示。這一動作正合江青的意。她立即轉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接到這兩張大字報後卻很高興，他從紅衛兵小將身上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希望。他很快回了一封信，對紅衛兵的行動表示熱烈的支援。信中說：

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援。

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於7月25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援。

在這裡，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援。

毛澤東的信寫好後，為慎重起見，他批給“各同志”——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和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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