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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但更多時候，“遭報應”現象是含有歷史發展的必然邏輯的。對於後一種情況，我們不妨稱之為“歷史的報復”。

不妨先從漢武帝劉徹說起。劉徹當上了大漢天子的時候只有16歲，還是個“未成年人”。當時，他的祖母竇太后尚在，而且威望頗高，對朝政影響甚大，所以漢武帝沒法放開手腳做事。漢武帝劉徹喜歡儒學，可竇太后信奉黃老之術，兩人的“執政理念”不同，搞得漢武帝十分鬱悶。祖母去世後，漢武帝終於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理國家了，他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算是出了積壓在胸中的惡氣。不僅如此，他還處心積慮地預防“女主”和外戚專權。漢武帝有6個兒子。他和衛子夫所生的兒子叫劉據，曾經被立為太子。後來因奸臣挑撥，再加上漢武帝本人疑神疑鬼，把太子給逼反了。太子政變失敗後，全家被殺。晚年的時候，漢武帝不得不重新選接班人。這時，他看好鉤弋夫人的兒子劉弗陵，決定把帝位傳給他。可是，他又擔心“子少而母壯”，女主會“恣亂國家”，猶豫不決。最後，他想出一個辦法：立劉弗陵為太子，同時處死了他的母親鉤弋夫人。漢武帝開創的這種做法叫“立子殺母”，其後一度被北魏所效法，成了一項“制度性”規定。由此可見，封建帝制是多麼殘酷、多麼違反人性！

漢武帝之所以“立子殺母”，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女主”及外戚專權。但詭譎的是，縱觀漢朝，外戚專權的現象極為嚴重。“呂氏亂漢”是有名的“女主”和外戚干政，但那是在漢武帝之前，我們姑且不說。就在漢武帝“立子殺母”之後，外戚專權的現象並未得到多大的改觀。漢武帝死後，西漢的大權落到了外戚霍光的手中。霍光權傾一時之際，就連漢宣帝都不敢與他同車，因為漢宣帝知道自己的皇位是“霍大人”給的，倘若不小心，隨時有被“廢掉”的危險。再到後來，漢朝更有外戚王莽篡權之事。也就是說，漢武帝生前所極力預防的事情最後還是發生了。對此，若地下有知，不知漢武帝會作何感想。如果說這是歷史對漢武帝殘暴作風的一種報復，恐怕不算過分吧。

與漢朝相比，明朝的歷史似乎更能說明問題。在建立了明朝之後，朱元璋殺害了一大批開國功臣。有人做過統計，從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的“胡惟庸案”，到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的“李善長案”，再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藍玉案”，朱元璋的政治謀殺持續了十幾年，被誅殺的文武功臣及家屬有五萬多人。可以說，朱元璋用功臣的鮮血詮釋了什麼叫“狡兔死，走狗烹”。這樣殘忍的殺戮當然會留下後遺症，這個後遺症便是：明朝的君臣關係從此就再也沒有融洽過。明朝的絕大多數時間，君臣之間的關係都處於敵對的狀態，皇帝動輒就“廷杖”大臣，大臣也看著皇帝不順眼，不願意為其效勞。弄到後來，正德皇帝忙著“游龍戲鳳”，不理朝政；嘉靖皇帝忙於煉丹，不理朝政；萬曆皇帝主動“*”，不理朝政；天啟皇帝忙著幹木匠活，也不理朝政。

歷史的報復（2）

皇位最後傳給了崇禎皇帝朱由檢。朱由檢倒是勤政，可惜，此時的大明王朝已病入膏肓、積重難返了。再加上崇禎皇帝也像他的祖先朱元璋一樣，刻薄寡恩，濫殺功臣，這更加速了明朝的滅亡。最後崇禎皇帝不得不在亡國之際上吊自盡。自盡之前，他還發牢騷說：“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滿朝文武皆可殺”，把亡國的責任推卸給了大臣。這說明，崇禎皇帝到死也是個糊塗鬼。他就不想想：如果自己真的英明無比，那麼大臣怎麼會都怨你、煩你、孤立你、背叛你？“滿朝文武皆可殺”，就你自己天縱英明，“非亡國之君”，這樣的邏輯如何能說得通？如果“臣皆亡國之臣”屬實，那麼，“君必亡國之君”無疑。只有這樣，才能和“上樑不正下樑歪”的道理相吻合。實際上，崇禎皇帝徒有明君勤政、節儉的表象，而缺乏明君正確決策、知人善任、總攬全域性的能力。他性格多疑、脾氣暴躁、剛愎自用、急功近利。據統計，崇禎皇帝在位17年，期間擔任過內閣大學士（相當於宰相、副宰相）的人居然有50位之多，後世稱之為“崇禎五十相”，由此可見崇禎多麼缺乏容人之量——內閣大學士這樣的高官，他說換就換！其中，還有兩個首席內閣大學士被他處死。而被他殺死的其他文武大臣就更多了，光總督、巡撫這一級的高官就有19人。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因上一年發生的清軍內犯之事，崇禎皇帝一次就殺掉文武官員36人，其中包括驍勇善戰的總兵祖寬和精明強幹的山東巡撫顏繼祖。至於他在崇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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