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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遭遇戰後，白寶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區再次作案的企圖，但他並沒放棄“搞短槍”的目標。

白寶山二姐在房山縣某農場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經過八一射擊場，偶然發現這裡的哨兵佩帶著短槍。於是就發生了“４？２２”槍案。

槍案發生後，他來到母親家，這時他已不住母親家，母親為他租了間小房，白寶山單獨住在外邊。這樣，家人就更不知道他晚上都在做什麼。

白寶山連續作了４案，都逃避開警方的打擊。他並不把殺人當回事，毫不顧及他所造成的後果。他多次開槍，打死打傷軍人和警察。

除了與巡警交火是一場遭遇戰，其餘全都是他有預謀地在進攻。

白寶山已成為一個冷血動物，一部血腥的殺人機器。他的殘忍性就在於：當他確定了某一攻擊目標之後，無論是誰阻礙了他，他都要把對方在肉體上消滅掉。

七、報復心理的形成與預謀犯罪

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著外部和內部的原因。白寶山返京後不到一個月就重新作案，５０天內連作４案，打死哨兵１人，打傷軍警人員６人，除了他反覆強調的戶口問題外，當然有著他自身的更深層的根源。

早年因盜竊，他被判刑。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與他離婚，兒女也跟著受牽連。他認為前罪判得過重，這影響到他的整個前程。他把這筆“賬”記到法律和社會的頭上。

按照白寶山的說法，他僅僅因為盜竊了人家幾件衣服，就被判了４年徒刑。在服刑期間，被揭發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鴿子，入院盜竊人家一書包玉米，被主家發現，追出來，他用木棍打了對方頭部一下———結果，他因搶劫罪被加判了有期徒刑１０年。

這件事他始終裝在心裡，成為其報復社會的理由之一。

我仔細閱讀過有關方面的材料，應該說，北京市兩家初級人民法院當年對白寶山的量刑應該說是恰當的。１９８２年前後，社會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數公職人員月薪只有幾十元人民幣，白寶山的盜竊數額不菲。他多次與同夥入戶盜竊，性質惡劣。而在刑法上，對盜竊罪與搶劫罪的區別有著明確的規定，持械行兇，搶奪他人財產，傷害他人身體，以搶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確的。

但白寶山並不這樣想，他從自身的私利出發，認為法律對他不公平。這種思想在他漫長的服刑過程中，在他承受離婚等人生打擊時，不斷得到加強。

白寶山是一個報復心理極重的人，１９９８年３月，白寶山在法庭上曾相當清晰地表述過他在獄中產生的報復思想。他說：“我想過了，法律這樣判我，我服刑出來，就去殺人，殺死那些受法律保護的人。如果法律判我２０年，我出來殺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無期（徒刑），減刑後我出來年紀大了，沒能力殺成年人了，我就殺孩子，到幼兒園去殺，能殺多少殺多少，直到殺不動為止……”

１９９１年，也就是在宣武區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５年之後，白寶山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監獄服刑。大約在１９９２年間，白寶山接到當時僅１０歲的女兒的一封來信。女兒在信中向他訴苦。跟白寶山一起服刑的同監犯人李清亮（化名）說，白寶山接到女兒來信，情緒極不正常。後來白寶山把這封信拿給李清亮看，當著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場，發誓說：“我出去之後，一定要弄到３００萬（元），給我的兩個孩子買房子，每人買一輛賓士車，讓他們過上好日子，不能比別（的有錢）人差。”

李清亮比白寶山年長，人性不錯，有見識，服刑前曾在北京某軍事單位供職，懂得槍械知識。與白寶山要好的還有兩人，一個叫吳子明，一個叫小蛋子（化名），他們都是本地人。吳子明對白寶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寶山住一個監號，他對小蛋子格外照顧，兩人是另一種友誼。

在監獄裡，白寶山著手做著各項準備工作。

他知道，要作大案，沒有文化知識是不行的。小時候他不肯讀書，進了監獄卻臥薪嚐膽，堅持把文化課學下來，達到了能讀書能看報的水平。

這時的白寶山在外表看來很老實、很勤奮，這正是他“立大志”　的階段。同時，他開始研究案例。勞動之閒，他常常跟李清亮“探討”。

在白寶山“預想”的那些案件裡，作為主人公的他，必須有武器。白寶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槍，而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攜帶方便的槍種。還要有車，有高超的射擊技術和駕駛技術———這都是前期準備的“必要條件”。在監獄裡不可能搞到槍，也無法學習駕駛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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