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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抗日的基地，積極準備直接對日作戰；進一步領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動員和組織廣大群眾，進入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行列；進一步加強對愛國民主人士和各地方實力派的統一戰線工作；在與國民黨初步接觸的基礎上，進一步就兩黨合作進行談判。

繼中共中央代表潘漢年，在莫斯科與國民黨中央代表鄧文儀進行初步會談後，在國內，國共雙方也開始了接觸。

1936年1月，國民黨政府方面由宋子文主持，指示曾養甫、湛小岑等與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呂振羽在南京進行談判。在此後數次談判中，雙方就所提條件展開激烈的爭論，沒有結果。

國共之間的接觸，還透過上海方面的國共兩黨代表同時進行。1936年1月，陳立夫的代表曾養甫與上海中共組織代表張子華等接觸，轉達了南京政府希望與共產黨中央談判的要求。2月間，張子華等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向中央報告了上述情況。8月31日，周恩來給曾養甫的覆信表示：“亟願與貴方負責代表進行具體談判。”＇中共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頁。＇

9月1日，又給陳立夫、陳果夫覆信：“現養甫先生函邀面敘，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中共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頁。＇

以後，中共中央派周小舟多次去南京同曾養甫會談合作問題。

1936年2月，國民黨政府派特使董健吾進入陝北蘇區，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聯絡。3月4日，毛澤東、張聞天集中各方意見，提出“與南京談判之意見”，表示“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張聞天、毛浮東、彭德懷致博古電，1936年3月4日。＇

董健吾於3月5日帶著中共中央向南京方面提出的條件離開瓦窯堡回上海。

國共之間長達一年的初步接觸，雖然沒有取得具體成果，但對以後國共兩黨之間的正式談判，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第二編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七章　救亡運動高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第二節　中國工農紅軍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歷史轉變

在日本帝國主義加快吞併整個中國的步伐，中國處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中國工農紅軍為鞏固和擴大陝甘革命根據地，壯大抗日武裝力量，爭取早日對日作戰，開始加速實現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

一、紅一方面軍的東征

1935年10月，紅1方面軍主力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勝利完成長征，使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革命的大本營在接近抗日前線的大西北建立起來。這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日本帝國主義加緊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嚴重威脅著中華民族生存。中日民族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各階級、各政治集團的政治態度都發生了新的重要變化。中國已處在政治形勢大變動的前夜。如何鞏固和擴大陝甘革命根據地，迅速壯大抗日武裝力量，推動各種抗日和革命的力量匯合起來，組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已成為開展全國抗日局面的關鍵。

當時中共中央、紅一方面軍及其所在的陝甘蘇區，還面臨著一些實際困難，紅一方面軍的實力只有萬餘人。蘇區的面積狹小，人口稀少，物資缺乏，紅軍給養困難，擴軍不易。蘇區周圍都有國民黨軍的包圍：在南面、西面，有國民黨的東北軍、西北軍和寧夏軍閥的步、騎兵共10多個師，蔣介石的一部分“中央軍”也正在向西（安）蘭（州）公路兩側集中；在北面，有原駐守在陝北的國民黨軍2個師和新從山西調來的閻錫山部5個旅。這些國民黨軍，正在加緊對蘇區實行經濟封鎖和政治破壞，並積極準備新的軍事圍攻。

因此，紅軍向南、向西或向北發展都比較困難。東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線，國民黨軍兵力雖多，但較分散，有利於革命力量的發展。

為了適應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發展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關於軍事戰略的主張，即紅軍應利用當前蓬勃發展的抗日形勢，積極向山西發展，在發展中求得蘇區的鞏固，會議透過了《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明確提出，黨在目前形勢下的戰略方針是：在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總任務之下，必須“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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