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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資產階級、國民黨左派及部分軍政人員與海外僑胞的抗日教亡活動

在民族危亡的緊迫局勢下，隨著廣大工人、學生及各界團體愛國運動的開展，上層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他們公開指責國民黨政府“對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對於共產黨勢在必剿”的誤國政策。《申報》等報刊，反映民族資產階級的呼聲，發表評論，要求國民黨政府“改弦更張”，進行抗日。

（一）民族資產階級的愛國行動

1931年9月21日，北平各界反日救國大會通電全國，提出“對日實行不合作主義”、“不在日廠做工，不用日鈔，不與日銀行來往，不買日貨，不坐日輪，不住日旅館”等等。接著，上海、漢口、天津、南昌等城市的工商業者組織，相繼表示對日經濟絕交，查禁封閉日貨，拒絕與日商買辦往來，拒收日本鈔票，捐獻救國。各地的抵制日貨機構分別規定：凡向日廠訂購的貨物一律取消；凡已經運到的日貨均須繳交抵貨機構封存處理；凡宣誓抵貨以後仍然販賣日貨的則予嚴懲。北平市商會在抗日救國會做出決議之前，就將北平市各商所存日貨一律封存，並宣告絕對不販售仇貨及與日經濟絕交，各商會均填表蓋章。河北省各縣商會代表在北平開會，通電全國，表示願作政府後盾，共赴國難，請政府立即對日宣戰。

這場抵制日貨的運動，嚴重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實力，據1932年8月2日《申報》的統計，1931年9月，日本對華輸出比上年同期減少34。7％，10月減少59。7％，11月減少68％，12月減少63。8％；日本的在華商業地位由第1位降低為第5位。另據《生活週刊》1931年11月7日記載：日本近因我國抗日運動激烈，在10月中旬日本停船之數量達519艘，總量為308687噸，預計至本年底，停船將達全日本總船舶噸量60％。這就是說，日本全國船業受到半數以上的影響。日本在華航業幾乎陷於停頓，在華廠商的營業也幾乎處於停頓狀態。

1931年10月2日，全國商會聯合會，發表《告世界各國書》，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東北各地的罪行；希望世界各國人民譴責日本侵略者，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接著，全國各地商會紛紛通電掀起了譴責日本侵略和聲援東北義勇軍抗日的愛國活動。黑龍江省黑河商會聯合各人民團體，致電南京國民黨政府，強烈要求支援馬占山抗日，制止偽滿洲國的成立。漢口市商會籌資1萬元匯寄前方，以實際行動支援抗日。湖北省全省商會聯合會，聯電南京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請即通令全國，舉辦救國軍費，按人口每人1元計，彙集起來支援抗戰。

（二）國民黨左派及部分基層組織和軍政人員的愛國行動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左派領導人宋慶齡、何香凝等，堅決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宋慶齡在1931年12月19日發表宣言稱：“中國國民黨早喪失其革命集團之地位，至今日已成為不可掩蔽之事實。”“自十六年寧漢分立，因蔣介石個人之獨裁與軍閥官僚之爭長，黨與民眾，日益背道而馳，藉反共之名，行反動之實。”“五年以來內戰政爭，迴圈不已，黨既分崩離析，遂不惜各自乞憐帝國主義，利用腐化勢力，舉北洋軍閥官僚所不敢為者，一一悍然為之。”＇《申報》1931年12月20日。＇

馮玉祥說：“‘九·一八’的禍首就是蔣介石，蔣要向大家認罪下野。”“我們要抗日，我們要收復失地，誰要阻止抗日，誰就是賣國賊。”＇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頁。＇

在日本侵華的威脅面前，一部分有民族氣節的國民黨基層組織和軍政人員激於民族義憤，也積極提出各項抗日主張，支援和聲援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抗戰活動。國民黨駐東京直屬支部執行委員會，為日本侵略軍侵佔中國東北，於1931年9月20日，要求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日所提出之任何條件絕對不承認”，“徹底對日厲行經濟絕交”，“作對日戰爭的準備”。＇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南京國民政府檔案。＇

國民黨駐巴黎總部執委會致電南京稱：“……國聯對於東事解決，如不能使中國滿意，中國應即向日本宣戰。”＇《濱江時報》1931年11月27日。＇

國民黨駐美總支部致電南京國民黨政府：“馬占山將軍，孤軍抗日，捷報傳來，海外騰歡，請即增兵逐日出境，還我河山。溥儀復辟甘為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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