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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勢不兩立，劍拔弩張。選情對國民黨一方不利。道理很簡單，與國民黨當局對著幹已成為當時臺灣不少民眾的愛好，當局說好的民眾偏不說好，對國民黨的仇視當然轉移到國民黨籍候選人身上。國民黨籍候選人想贏，民眾偏要讓你輸。

11月19日，星期六。正逢五項地方選舉（省議員、臺北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長），需要選出1318個職位，不同層次、競選席位眾多的選舉一起舉辦，更增加了選舉的複雜性。

清晨，中壢國民小學校長兼投票所監察主任范姜新林，來到設在本小學的213號投票所，監督投票。上午10時30分，77歲的鐘順玉和71歲的夫人邱塗菊，因為視力不好，正在商量如何圈選，此時不該進入選民圈票區的范姜新林來了。范姜新林拿過兩位老人的選票，看了看後說是廢票。此時，黨外派來的捉“鬼”好手邱玉汀則跟隨而來，稱范姜新林故意把油泥抹在選票上，以造成選票作廢。事後，桃園選舉監察小組的調查結果顯示，確是因為這兩位老人把自己的私章蓋在選票上而成為廢票。

此事引起群眾強烈不滿，長久被壓抑的憤怒情緒一經發作，就難以收拾和控制。下午4時，憤怒的群眾、趕來支援的大學生和圍觀者已把警察局團團圍住。晚７時，情緒激昂的群眾衝進警察局院內，8輛警車、60輛摩托車被點燃。更有一些人跑到隔壁消防局，從消防車上取出汽油，澆向中壢警察分局樓下的派出所，放火燒房子。部分民眾衝上二樓的指揮中心，警察從後門撤退。10時，軍隊開進現場，群眾繼續對峙。到次日凌晨，在當局宣佈范姜新林已送交法辦、許信良已以超過歐憲瑜8萬票當選的訊息後，人們才在一種滿足心理下自然散去。

事件平息後，蔣經國數次發出指示，在以後提名候選人時，要注意考察學歷高，讓劣跡少、名聲好的黨員出場，同時注意修正競選方式，以增加取勝的根本條件和改善國民黨的參選形象。為完成這一轉變，蔣經國同意“中央黨部組工會主任委員”李煥辭職，改組負責國民黨選舉事務的最高黨務部門——“中央組工會”。

“中壢事件”，引起黨外勢力對今後鬥爭方式的思考，出現兩種不同的方針。一是溫和派，認為應該以合法鬥爭為主要手段，應當慎用中壢式的“街頭鬥爭”手段。溫和派以康寧祥、張德銘、黃煌雄為代表。一是激進派，認為“中壢事件”顯示了群眾的力量和民心可用，國民黨方面已不可能在當今的條件下大規模地鎮壓群眾運動，所以今後應把“街頭鬥爭”作為與國民黨鬥爭的主要手段。激進派以黃信介、許信良、餘登發、張俊宏為代表。這是黨外運動第一次出現重大斗爭路線分裂，康寧祥系以後逐漸成為黨外勢力中的非主流派。

在1977年的五項選舉中，黨外人士取得了不小的勝利，一舉奪得30％的選票。其中20個縣市長席位中奪得4席、77個“省議員”席位奪得21席，51個臺北市議員席位奪得6席。以後黨外勢力在較長的時期內始終保持“30％的選票防線”。在以上選舉中，要數許信良當選為桃園縣縣長、張俊宏和林義雄當選為“省議員”，三人不同凡響，這是第三代黨外勢力的主要代表人物開始進入選舉圈，並第一次取得數人同時當選的勝利。更主要的是，他們作為中青年知識分子當選和在任內的高層次問政議政，對於黨外運動的發展有著關鍵性的影響，激發了更多的青年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參政議政熱情。1978年以後，臺灣開始的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參政熱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被視為“臺灣政治氣候的轉變關鍵”的1977年地方選舉的勝利，以及“中壢抗議”的成功，極大鼓舞了黨外勢力。為迎接1978年底進行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方面挾上年公職人員選舉獲勝的餘威，乘“中壢事件”以後高漲的群眾情緒，以新的姿態全面投入新的選戰。

此次選舉，共有78個“增額國民大會代表”席位、97個“增額立法委員”席位、32個“增額監察委員”席位讓各界人士競爭。黨外勢力頗有信心，意在奪取更多的席位。他們破天荒地成立了全島性的“黨外人士助選團”，全面統籌安排參選、助選事項，以組成最能吸引選民的競選陣容，排出最能吸引選民的助選活動，對付不同選區的國民黨籍候選人。

1978年11月18日，還未正式成立的助選團公佈了黨外的《12項共同政見》，主要內容如下：“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省市長”直接民選、“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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