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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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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是,“接班四人組”中最為關鍵的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倒向李登輝,蔣經國信任的宋楚瑜更是充當倒蔣與擁李的先鋒。第三,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本土化”趨勢十分明顯,首次由本省籍人擔任黨主席,首次在中常委中本省籍成員超過半數,首次中央委員中本省籍成員超過1/3、由上屆的近20%上升到38�3%。“本土化”開始於蔣經國上任之初,當時是為了緩和已經相當激烈的省籍矛盾。李登輝的“本土化”,著眼點是把國民黨視為“外來政權”,為了改造“外來政權”,必須以本土勢力來取代外省籍,鞏固權力基礎,同時為推行“兩岸分裂分治”、建立“臺灣中華民國體制”做準備。

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後,李登輝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得到鞏固,他開始全方位、多層次打壓黨內的所謂非主流派勢力,國民黨內從此不得安寧,臺灣政壇從此不得安寧。

李登輝需要衝破的第一層擴權障礙,是打破“接班四人幫”。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開完,配合中央黨部換屆,於7月20日完成“行政院”改組。李登輝決定改組“行政院”,以便把黨政系統納入新的軌道,“行政院長”由俞國華留任。李登輝留用俞國華的用意非常明確,利用不強勢的俞國華的“空頭院長”以減少對“總統”權力的牽制,把“內閣”成員儘可能換成親李派,一是實現對“內閣”的控制;二是向“本土化”轉化,在新“內閣”中,有“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等9位本省籍“閣員”。並且以此為基礎,加快了黨務、政治、軍事及意識形態各個領域的全面“本土化”的步伐。

李登輝的目的是要逐漸清除“接班四人幫”。他在順利主導中央黨部換屆和“行政院”改組後,認為逐漸清除親蔣派的時機已經成熟。第一個削權物件,是“接班四人幫”中當時處境最不樂觀的俞國華。一年多來,親李派不斷出面製造“俞國華是國民黨的負債,而非資產”的假象,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下,俞國華不得不於1989年5月17日向李登輝提出辭職報告。5月26日,李登輝順水推舟,提名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繼任“行政院長”。5月31日,國民黨方面宣佈李煥“內閣”成立,6月1日,李煥轉任“行政院長”,登上仕途又一高峰。李登輝主導的第二次“內閣”改組,以同意俞國華辭職、提升同為“接班四人幫”成員的李煥的形式,不露聲色地“冷凍”俞國華,使得蔣經國安排的“接班四人幫”先失一將,這為李登輝從更深層次考慮權力基礎和人事組合創造了條件。

李登輝更深的考慮是,在打壓“接班四人幫”的同時,完成黨政軍系統的改造,擴大自己掌權的政治基礎。他之所以拿出“行政院長”職位,作為調整重大人事的“中轉站”,是因為“行政院長”是官場重臣、“顧命大臣”們求而難得的職位,可以以此為誘餌,進行調虎離山,實現鞏固權力計劃,調升李煥就是如此。如今,身為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收回了李煥控制的黨務系統,接替李煥“中央黨部秘書長”職務的是宋楚瑜,宋楚瑜對黨務系統進行了徹底改革,全面清除親蔣勢力,推行“本土化”。

被蔣經國當做“鎮島大將軍”的郝柏村,已成為李登輝不得不防的人物。郝柏村於1981年12月調任“參謀總長”,1986年3月進入國民黨中常會,成為中常會中惟一的職業軍人。按照島內軍界的規定,“參謀總長”任期2年,可郝柏村竟然連任4屆8年。李登輝擔心的就是郝任職“參謀總長”時間過長、積累人脈資源過多。更讓李登輝不放心的是,在蔣經國去世後,蔣家成員、特別是宋美齡女士對郝柏村分外信任,來往甚多,頗有把郝柏村當成減緩“非蔣化”程序保護神的涵義。郝柏村成為李登輝整治的“接班四人幫”中第三個被重新安置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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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權力核心(2)

1989年11月22日,郝柏村的“參謀總長”任期再次到期,李登輝用國民黨中常會的名義決定郝柏村出任“國防部長”,遺缺由“空軍總司令”陳齡接任。正在東南亞訪問的郝柏村,接到此訊息時,只有無可奈何。為保住郝柏村的兵權,宋美齡女士曾特意邀請李登輝到士林官邸會談,此後還給李登輝寫過兩封信。郝柏村和宋美齡,顯然高估了自己在國民黨上層的影響力。李登輝決心未變,還是把郝柏村從具有調動、指揮軍隊權力的最高軍令長官“參謀總長”的職位上拉了下來。

削除郝柏村的兵權,李登輝用的是調虎離山、明升暗降法。明升暗降指的是,“參謀總長”只是最高軍令長官,而“國防部長”則“入閣”為政府系統最高軍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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