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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工程型”。這是“立法院”內最傳統、也是最典型的政商利益輸送模式。小至“立法院”的辦公用具，大至軍事或民用重大工程，可以說都是“立法委員”爭取承包的物件，其承包金額從數十萬、數百萬，到數億元不等。不過，“立法委員”承包這些公共工程業務，大都不以自己的名義承包，而是以親朋好友的公司，甚至空頭公司承包，間接從中獲利。或者承包之後，再轉包給其他小承包商，自己抽取１５％—２０％左右的佣金收益。可以說許多“立法委員”或多或少都曾涉及承包官方工程業務，只是其承包方式、性質或介入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掮客買辦型”。這類政商勾結模式，是指運用“立法委員”名義，或明或暗地充當商人的代理人，或居間媒介政府採購案件，以便從###利。其中以代理軍方軍火或大宗物資採購案的利益最大，動輒數億、數十億，利潤相當高。熟悉臺灣情況的外國軍火商或貿易商多尋求“立法委員”擔任在臺聯絡人或顧問。這些“立法委員”在利益的驅使下，經常穿梭於財經部門與軍事單位，扮演說客或掮客。媒介這類採購案件，不僅是為自己開闢財源的重要渠道，也是建築與公共工程是臺灣官商牟利最為嚴重的領域回饋“幕後金主”（“立法委員”選舉時的幕後金錢支持者）的重要手段。

“利益護航型”。“立法院”內利益護航型金權交易極為嚴重，幾乎每一項代表不同群體利益的法案，背後都會有利益團體在暗中向“立法委員”遊說，爭取對自己有利的法案條款。20世紀８０年代中期，國泰集團的蔡辰洲進入“立法院”後，以家族掌控的臺北第十信用合作社邀請劉松藩、王金平與饒穎奇等人到海外旅遊，為“立法院”審查“合作社法”與“銀行法”鋪路，曾引起轟動。同時，以蔡辰洲為首的“立法院”“十三兄弟會”，曾以2000萬元收買“立法委員”，為信託公司利益“護盤”（爭取信託公司可經營銀行的不定期存款業務）。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種“利益護航”情況更為惡化。由於來自工商界的“立法委員”不斷增加，甚至各大家族企業或大財團紛紛推出自己的代理人進入“立法院”，這些具有工商背景的“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肆無忌憚地以特權手段介入利益分配，或獨攬各項特許經營的業務。如與汽車行業關係密切的“立法委員”，會直接介入汽車進口稅的調整，以維持保護稅率標準，保障該行業的資方利益；經營鋼鐵廠的“立法委員”，會聯合相關利益的“立法委員”，聯手控制公營“中鋼公司”的營運計劃，間接參與“中鋼公司”下游投資企業的“共同經營”；經營證券業的“立法委員”經常反對與阻撓徵收證券交易稅，或儘可能降低稅率，明目張膽聯手對證券交易稅稅率政策提出自己的一套主張與辦法；經營銀行的“立法委員”則在新設銀行的開放標準、設立程式及相關管理措施等方面搶先取得商機。

“共存共榮型”。這類金權關係是指“立法委員”運用法律賦予的監督政府決策的權力，強迫改變現有經濟利益的分配規則，或調整官方的財經政策及相關措施，而達到某些特定行業或企業聯合壟斷經濟利益的金權互動模式，即透過預算審查權與行政官員進行利益交換，實現“共存共榮”。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相關財經法案，或“立法委員”與財經官員不定期召開的溝通會議上，“立法委員”遊說施壓，迫使行政官員接受利益交換條件。政府部門官員為換取“立法院”對法案、預算案或新政策的支援，常常向這些“立法委員”的不正當利益要求妥協，甚至有意施以小惠。關鍵在於，行政部門在預算受制於“立法委員”審查的情況下，只得被迫接受“共存共榮”的“政治勒索”，以保證自己的官位。

“人頭租用型”。臺灣許多不正當經營的企業，經常會聘請“立法委員”擔任其名譽負責人或掛名董事長，以掩蓋其非法或不正當經營，這些被當做人頭的“立法委員”從中得到巨大利益。通常辦法是“立法委員”擔任地下投資公司、非法企業或民營企業的名譽董事長、董事或監事，負責向政府部門打通關節，或騙取投資人的信任，以獲得“立法委員”薪水之外的另一份高額報酬。

“五鬼搬運型”。這是一種比較安全、可靠、投資報酬率極高的金權交易術。“立法委員”透過利用親屬、朋友名義下的公司，直接與各公營事業投資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合作經營。然後，“立法委員”以其職權及廣泛的政商關係，向軍方或公營機構低價購入大片土地，再透過合理的法定程式變更地目，其公司資產瞬間暴漲，獲得鉅額利益。“立法委員”有時透過虛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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