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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板凳上做的學問

本卷所收，是我的部分“美學著作”，包括一部專著和一些論文。所謂“專著”，就是《〈文心雕龍〉美學思想論稿》，曾於1988年8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論文，則分別發表於各學術刊物。這次收入文集，都沒有再作修改。

這是一些跟第一卷完全不同的文字。

如果說，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樹上》，代表了我的第一個夢──文學夢；那麼，本卷和第三卷《藝術人類學》，就代表了我的第二個夢──學術夢。這個夢，始於1978年。這年，我以同等學力考入武漢大學讀研究生，開始了讀線裝書的生活。而且，就在入學前不久，我的女兒也出生了。顯然，我必須告別過去，重啟未來。

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轉折。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畢業，奔赴邊疆，參加生產建設兵團，從“學生娃娃”轉變為“革命戰士”（詳見第一卷前言）。這次，則要由“革命文青”轉變為“青年學人”。從邊疆到內地，從農場到高校，從實踐到理論，從創作到研究，從幹活到治學，幾乎一百八十度。這個彎，不好轉。

幸運的是，我的運氣非常之好。1978年，是“文革”後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學校上上下下極為重視。各系各專業，都派出最好的教師。中文系的古代漢語專業，是周大璞先生講訓詁，李格非先生講音韻，夏淥先生講文字，皆為一時之選。古典文學專業，則由胡國瑞、王啟興、吳林伯、劉禹昌、吳志達、蘇者聰、毛治中諸先生組團，共同擔任導師，堪稱豪華陣容。更重要的是，兩個專業，都要到1981年才招第二屆。也就是說，這麼多的“頂尖高手”，三年間就只帶我們幾個徒弟。現在想來，真覺得是“太奢侈”了！

第三年，寫論文。我報的選題，是《文心雕龍》。於是，導師組指定吳林伯先生，擔任我學位論文的指導教師。先生是湖北宜都人，早年畢業於國立師範學院國文系，後入復性書院，師從馬一浮、熊十力諸大師。由是之故，先生於群經諸子，造詣極深。對劉勰的《文心雕龍》，更是付出了畢生精力。所著《〈文心雕龍〉義疏》，共一百萬字，在先生去世四年後的2002年，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而這部鉅著在當年，卻是我們的教材。

教材是油印的。所謂“油印”，就是用鐵筆和鋼板，一筆一畫，一個字，一個字地，刻在蠟紙上，然後用油墨印刷。這樣的課本，現在是看不到了。我們上課，就用這個。課畢，先生提著飯籃，和我們一起穿過操場，到對面小山包上的教工食堂去買飯。先生一輩子吃食堂，茹素，因此我總懷疑他老人家營養不良。後來，每次回武漢，便總要請先生到寶通禪寺吃素宴。又故意多點些，打了包讓先生帶回，多少算是改善。

先生對生活要求很低，對學術要求很高。成為我的指導教師後，第一件事就是要我用毛筆在宣紙上，把《文心雕龍》五十篇抄一遍。然後到他家裡，當面用硃筆點斷。那時住房條件很差。給我的待遇，是在先生的書桌旁放一張方凳，算是小書桌，然後坐在小板凳上讀書。書，主要是兩本，一本是范文瀾先生的，即《〈文心雕龍〉注》；一本是吳林伯先生自己的，即《〈文心雕龍〉義疏》。那時《義疏》還沒有出版，只有油印本和手稿。但先生為我“開小灶”，准許我讀，准許我用，不怕我“偷”，也相信我不會“偷”。這樣，直到先生認為過關，才回到宿舍寫論文。所以，我的學問不是坐“冷板凳”，而是坐“小板凳”做出來的。

論文的撰寫，也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先是寫提綱。先生看過，提出意見，改；再看，再提意見，再改。如是者三。然後成文。仍是先生審閱，提出意見，改；再審，再提意見，再改。又如是者三。吳林伯先生透過後，又請胡國瑞先生和王啟興先生審看，提出意見，再改。最後，才是列印出來，正式送審，提交答辯。

現在想，八十年代的風氣，實在是好。評審專家中，山東大學的牟世金先生跟我的導師吳林伯先生，學術觀點是有分歧的，兩人也不同門派。但牟先生對我的論文，仍給予很高的評價，毫無“門戶之見”。1983年在青島開“《文心雕龍》研討會”，牟先生還發函邀請吳先生和我與會，坐而論道。武漢大學哲學系的劉綱紀先生，在某些學術問題上，也跟吳先生意見不同。論文答辯時，我跟綱紀先生當面爭論，針鋒相對，面紅耳赤。旁邊同學看了，都捏把汗，劉先生卻不以為忤。最後投票時，給我的成績，也是“優等”。

顯然，牟先生和劉先生的態度是：我不管你哪門哪派，也不管你跟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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