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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提起來，真傷心。我覺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憂勞’兩個字裡。家計的艱難，以及在家族內所受的閒氣，如今還一幕一幕的時時湧現在我的眼前”。（注：見《汪精衛自述》，轉引自聞少華《汪精衛傳》，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年，汪請溫幼菊畫了《秋庭晨課圖》，他併為此作以下題圖：

“右圖兆銘兒時依母之狀也。其時兆銘九歲，平旦必習字於中庭，母必臨視之，日以為常……父以家貧，雖老猶為客於陸豐……有時見母寂，坐有淚痕，心雖戚然不寧，初不解慈母念遠遠心至苦也。母雞鳴起，上侍老父，下撫諸弱小，操持家事，米鹽瑣屑，罔不綜核，往往宵分不寐……時見母微嘆有聲，搜篋得衣，質錢市果饌；及親友至，則亟語款洽，似無所憂……劬勞太甚，不獲終其天年，悲夫！”

汪精衛通“四書五經”，得中秀才，說話時極注意用溫情脈脈的面紗掩蓋心中的怨憂，可上述兩段話還是透露出父母故後的無限憂傷的心情。極度懷念母親的語句，似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母親死後的不如意和艱苦。

一般地說，頑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而弟妹在長兄長嫂的面前總覺得拘束，不那麼親密無間，兄嫂也只能容納馴良恭順的弟妹。汪精衛的長兄汪兆鏞遊幕粵北樂昌，是個道學先生，“望弟成龍”的思想很濃厚，對弟弟的管教極嚴，不稍假詞色，使汪精衛有動輒得咎之感。（注：見黃美真等《汪偽十漢奸》，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頁。）

汪精衛生活在這種拘束的家庭環境中，歡樂的氣氛極少。這種境遇非一日兩日，而是年長月遠，對汪精衛的性格起著鑄造的作用。如此，汪精衛從幼年起就養成了懦弱自卑、優柔寡斷的個性特點。

再看看汪家的文化氛圍。

汪家雖說不富裕或可謂清貧，卻是書香門弟。祖父汪漫亭是舉人，當過遂昌訓導；其父汪省齋一生當幕僚；其長兄兆鏞中舉人，當過樂昌師爺。這樣的家庭，儒學的文化氣息是比較濃厚的。汪精衛幼年隨父母讀書，接受傳統的封建教育，“在樂昌縣從章梅軒學習文史經世之學”。他們一家沿著封建時代讀書人的老路向上攀登。1902年3月汪精衛參加廣州府試得第一名秀才；同科還有二兄兆＠①和一個侄兒，名列二、三名。一家兩代三秀才，可謂“玉峰雙秀，珠樹三花”。（注：見聞少華《汪精衛傳》，第5頁。）追求功名，且有所得，當然儒家的文化氣息十分濃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誠。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堅強的因素；也有“溫良恭儉讓”、“寬”、“恕”等因素。而從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徑來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響。

再次，汪精衛的一段教館經歷對其一生影響也很大。

中秀才之後，二兄病死，汪精衛家庭困窘難熬，只好到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家當“子曰先生”。在大官僚家裡當塾師，對東家必須小心謹慎，循規蹈矩；對學員必須擺出正統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樣子。教館的生涯是很為難的，真是“課少父母嫌懶惰，功多弟子結冤仇”，這樣的生活，磨練得人的性格馴順懦弱。

上述諸方面條件鑄就了汪精衛的懦弱自卑、優柔寡斷的個性特點。另一方面則是汪精衛天資高，自幼聰明穎悟，五歲入私塾，八歲“已養成好讀書的習慣”，“一生國學根基，得庭訓之益為多”，學習應制文字，先生謂“其文氣磅礴縱橫，許為旋轉乾坤之偉器”（注：見聞少華《汪精衛傳》，第5頁。），一開始就功名利達，中了秀才，1904年考上留日官費生，1905年參加建立同盟會活動，走上職業革命的道路，有機會走上社會上層。可是，幼年時家庭與經歷留下的個性印記在一生中總是隱隱作痛。

那麼如何理解汪精衛謀刺攝政王載灃時的勇敢心理呢？

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領導的武裝起義多次失敗，革命遭受重重困難。同時革命派內部陶成章、章炳麟也與孫中山產生了矛盾分裂。

孫中山是個堅韌不拔的革命家，面對困難，指揮若定。1910年2月在美國洛杉磯召開長堤會議，孫中山做出決定，暫時中止不成熟的起義活動，改為厚蓄實力。（注：見王俯民《孫中山詳傳》，廣播電視出版社版，第470頁。）對陶、章則揭穿其謬誤。

汪精衛沒有正確看待形勢，而是具有患得患失的情緒，在革命困難時，易走向極端，企圖透過暗殺來解決問題，所以就有了謀刺載灃的行動。這其實是從懦弱自卑的個性特點出發做出的走向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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