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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前期，政府對城鎮的勞動保險及福利政策進行了一些調整，例如：統一了企業和機關的退休制度和退職規定；改進了醫療保險制度；確定了職業病患者的保險待遇；改進了城鎮集體企業的勞動保險政策等等。

五六十年代，在城鎮還為職工舉辦了各種集體福利事業，如職工食堂、託兒所、浴室、理髮室等等；對職工實行了多種補貼，如上下班交通補貼、住房補貼、水電補貼、取暖補貼等等；建立了職工文化福利事業，如修建了工人文化宮、俱樂部、圖書館等等；投資建設職工住房，改善職工的居住條件。

3。　就業政策

這一時期，黨和政府十分重視就業問題。尤其是當時流行的理論觀點認為，失業現象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產物，在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失業問題，這就使得黨和政府更加註重消除失業現象，想方設法地保證城市居民的就業。

在城鎮就業的具體措施上，主要是採取了勞動力的統一招收和調配製度。從50年代中期以後，取消了企業和事業單位在招工、用工方面的許可權，將調配勞動力的許可權集中於勞動部門。這就在宏觀方面完成了在全國範圍內勞動力的統一配置，同時，在微觀層面上則形成了企業用工中的固定工制度。其最大特點是企業在用工方面“能進不能出”，不能以任何經濟性原因裁減其多餘的職工。在城鎮職工中以固定工為主，而且人數佔絕對比重，1957年其比重為，1960年為，1965年為，1970年為，1975年為，1978年為。另外值得提及的是，在五六十年代，還曾斷斷續續地嘗試過招收“亦工亦農”的臨時工和合同工，以彌補固定工制度的缺陷。

當時，城鎮在就業問題上處於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城鎮每年新增勞動力的數量較大，而中國城市化、工業化的水平均較低，因而即便是在城鎮也不可能實現充分就業；另一方面，當時人們所奉行的理念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失業現象，因而不允許失業。為了解決這個兩難問題，當時採取了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將城鎮的多餘勞動力向農村分流，向農村轉嫁城鎮的就業危機。為此，先後有兩次大的舉動，均發生在六七十年代。60年代初，隨著國民經濟的大幅度滑坡，中國進行了自1949年以來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城鎮人口分流。透過各種強有力的舉措，60年代初期將2　000多萬城鎮職工下放到了農村，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城鎮的就業壓力。六七十年代，透過各種組織、動員、宣傳活動，中國開始了醞釀已久並且早已小規模存在的又一次城鎮人口向農村大規模分流的舉動——城鎮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1962～1979年，有1　萬知識青年透過“插隊”、“到集體場隊”、“到國營農場”的形式，實施了“上山下鄉”的舉動。

除上述政策外，這一時期中國在社會政策的其他許多方面，如計劃生育設想、學生健康、農村合作醫療、公共醫療、救災等問題上，均進行過一些有益的嘗試，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教訓。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從平均到公正：中國社會政策的演進（6）

建國30年來中國在社會政策方面的努力，開啟了真正保護民生、關注民生的先河，因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其一，在勞動者群體基本權利的保護方面，在勞動者群體平等社會地位的維護方面，這一時期的社會政策滿足了當時人們最為迫切的需求，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在中國民眾基本生計、就業以及受教育機會的保證方面，應當說這一時期的社會政策是卓有成效的。1987年，根據對130個國家和地區的統計，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居世界後列，但中國的人文指數卻步入了“人文發展水平高的國家和地區”。其三，在積極推動當時的現代化建設方面，社會政策最大限度地起了其應有的作用。

建國30年社會政策的主要特徵及不足

中國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以及當時人們對於公正的特定理解，使得建國30年社會政策呈現出以下明顯特徵和不足：

（一）具有濃厚的平均主義成分

在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人們對於公正的理解不是完整地以個體人的自由、平等以及社會成員之間的合作為基本出發點，而是基於十分樸素的平等觀，片面地、幾乎完全是以社會整體為基本出發點，而且，這裡的社會整體又被具體化為過去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階級。當時，在涉及平等的保護問題上，側重於“社會平等”亦即勞動階級之間的平等，而不是個體人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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