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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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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常熟的錢謙益(1580…1664)、吳縣的李玉(1591…1671)、海寧的談遷(1593…1656)、紹興的張岱(1597…?)、諸暨的陳洪綬(1598…1652)、海寧的查繼佐(1601…1676)、宜興的陳貞慧(1604…1656)、蘇州的金聖嘆(1608…1661)、太倉的吳偉業(1609…1671)、餘姚的黃宗羲(1610…1695)、如皋的李漁(1611…1679)和冒襄(1611…1693)、崑山的歸莊(1613…1673)和顧炎武(1613…1682)……,在這動盪不安的年代,在這長江三角洲一帶,紛紛展現出非凡才華,這決非上帝的慷慨,而是時代的賜予了。

看起來,大時代出大作家,平庸的時代出平庸的作家,戰鬥的年代出戰鬥的作家,那麼,墮落的時代,自然也就只能出墮落的作家。也許文學這東西,生於憂患,死於佚樂?太快樂,活得太自在,一天到晚,忙於數鈔票,摟美人,一年到頭,忙於抖烏紗,乘駿馬,即使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大師,屁股粘不住座椅,大概也就寫不出什麼精彩的。

所以,歷史上那些承平日久,享樂成風,人心浮靡,競逐奢華的朝代,幾乎不出文學大師。唯一的例外,明代嘉靖、萬曆年間,蹦出一部《金瓶梅》來,似是偶然,某種程度上也是必然,因為在中國文學史上,誰也比不上明代中葉以後的文人,所擁有的挾妓放蕩,青樓縱淫,金蓮伴酒,纏綿性病的風流了。

性文學從來就是性放縱的副產品。

你能指望吃花酒,打茶圍,熱衷尋花問柳,精通房中之術的文人學士,寫出多麼有分量的作品麼?同樣,你能要求看###,點小姐,耽溺褲襠文學,言必臍下三寸的當代才子,寫出具有憂患意識的不朽篇章麼?由於太快活而帶來的文學衰勢,也真是令人無可奈何。

因此,談到中國文學的發展,某個時期,物慾的腐蝕,對於文人創作的扼殺作用,遠勝於政治上的高壓統治。後者如梳,再嚴密的意識形態控制,也會有縫隙;前者如蓖,無孔不入,無懈可擊,無處可躲,無計可施,只好對趙公元帥俯首聽命。所以,文網密織,動輒獲咎的康雍乾三朝,仍有一部《紅樓夢》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仍有一位魯迅先生在;在故國黍離,社稷崩摧的明末清初,江南一帶仍有群星璀燦的文學局面在,就是這個道理了。“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毛澤東的這句名言,是說物質貧乏的時候,需要精神,其實,物質富裕,同樣也需要精神。

正是這種精神,被清人沈德潛、周準褒譽為“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生為才人,死為鬼雄,詩格亦高古無匹”的夏完淳,在塘河一處河汊的蘆葦蕩裡,凝視黑暗的遠方,努力諦聽著槳聲櫓音,摩拳擦掌,準備營救他的恩師。

陳子龍之死(5)

稍後,這個年青人,也被清廷逮捕押往南京,處死之前,他在獄中與其岳父的一席談話驚天動地:“當日者,公與督師陳公子龍及完淳三人,同時歃血,上啟國主,為江南舉義之倡,江南人莫不踴躍。今與公慷慨同死,以見陳公於地下,豈不亦奇偉大丈夫乎哉!”從這篇訣命辭中,可見他對於陳子龍的忠忱,他如果不率部埋伏,伺機劫船,倒是不可思議了。因為,無論陳,還是夏,他們都是不易降服,不肯認輸的硬骨頭。絕不能以我們常見的那些鼻涕蟲來衡量的。

通常情況下,就多數文人而言,在板子還未揮舞之前,骨頭就先酥軟得像大麻花。文革期間,對知識分子常用“打倒”的說法,其實沒有一個是被人打倒的,都是不打自倒,還未動手,早嚇出尿來,溼褲子一大灘了。

不過,也有個別的,不聽邪的,軟硬不吃的,死活不買賬的,頂讓打倒者頭疼的硬骨頭。在古人中,或許比例還要高一點。因此,如陳子龍這樣的勇敢者,很難想象如《明史》所寫的那樣輕鬆,一個要犯會由他從容“乘間投水死”?那自然是屁話了。

應該是一場絕望的夜戰,一場劫法場的混戰,一場明顯是寡不敵眾的殊死戰,一場以為打它個措手不及,誰知早有防備的交手戰。手起刀落,血肉橫飛,船頭船尾,廝殺不已。從船艙裡縱身而出的陳子龍,手鐐腳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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