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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在外地工作的遠房叔叔，來到了村裡，給我們每個小孩發了一塊糖。我在此前只是用舌頭舔過白砂糖，從沒有吃過塊糖，我們山村裡的供銷社也沒有供應過這稀罕的東西。不小心，也是沒有經驗，我把這塊糖吃到了氣管裡去了。據後來大人說當時我憋得全身發紫，再後來不知大人用什麼辦法取出了這塊糖。這一年對我很重要，如果這塊糖不能及時地取出來，我今後的哪一年就都沒有了。糖果對鄉下的孩子是很誘人的奢侈品，尤其是棒棒糖。我在今年之前從來沒有吃過棒棒糖，今年，也就是我四十歲的年份，兩個兒子要吃棒棒糖，我買了三個，給自己也買了一個，四十歲第一次吃棒棒糖，真甜。

那一年的一天傍晚，村口土坡上一隊年輕人又是敲鑼打鼓，又是喊叫。我的父母急忙從屋裡跑出去聽，回來說是“九大勝利閉幕了”，媽媽對爸爸說，主席還是毛主席。爸爸沒有表情地說，那當然。我在納悶這樣大的會，沒有召開，怎麼就閉幕了。沒過多長時間，我們村裡有了大喇叭，代替了人的喊聲。但大喇叭裡講的話我聽不懂。父親告訴我，我們講的是土話，大喇叭裡講的是普通話。聽的多了，慢慢就聽懂了。村裡有了大喇叭是件很新鮮的事，他們天天在放。這一年很重要，我從此有機會聽普通話了，也是轉折性的一年，如果這村裡的大喇叭要晚安幾年，我的普通話會更差。我工作後積累的第一筆錢，就是給家裡買了一臺電視機。媽媽長年癱瘓在床，電視對她太重要了。三大件中的電冰箱和洗衣機是很後來的事了，沒有多少食物要儲存，也沒有多少衣服要洗。從那以後，我的過年標誌就是回到老家，在西北的熱炕上看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一年都沒有落下。

到了1990年，那一年，我在海口，沒有路費回家。海島上很淒涼，內地人基本上都回大陸了。臘月三十快到吃晚飯的時間了，街上的餐館都早早關門回家準備自家的年夜飯去了。我與當時我的同事和朋友祝軍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大排檔，我們倆一邊吃著河粉，一邊盤算著這年怎麼過。祝軍問我有錢沒有，我說，沒有錢了。問他，他說，自從放出來後就從來都沒有過錢。祝軍建議說，乾脆我們倆扒火車，不花一分錢，看能不能到我們各自的老家，天水和南京。我沒有同意，我想北方的天氣太冷了，這沒把握的事要搞不好，會凍死在貨車廂裡。祝軍最後說要去儋縣的熱帶作物學院去看他的女朋友，因為她暈車不能來海口。晚上祝軍騎上腳踏車走了，從海口到儋縣的距離是170多里，當時還沒有高速公路。

送走了祝軍，我想要把自己的除夕夜安排好，最重要的是晚上能看到中央臺的春節聯歡晚會，這時家裡的人也一定都在看這個節目，如果能看到這個節目，就像和自己家人在一起過年一樣。我與我住的招待所二層的女服務員談好，晚上在她的值班室看那臺黑白電視。但看節目看到晚上9點多，服務員說她要睡覺，不讓我看了。我只好出來，自己一個人過了一個最孤獨的除夕夜。

過了這孤獨的除夕夜，時間到了1991年，這是我最難忘的一年。海南省的建設熱潮過去了，經濟停擺了，湊熱鬧的那撥人基本都返回大陸了。我當時管理著一個磚廠，磚是一塊也賣不出去。磚廠的民工走得不到100人了，他們都是拿計件工資，沒有活幹，他們也就沒有任何收入。過完春節，我去了磚廠，留下的近100人中大部分是四川人，也有一部分山東人，都沒有飯吃。四川人餓得受不了就捉老鼠吃，山東人說，老鼠有毒不能吃。看到這種情景，我回想起半年前，我們還情緒激昂地要辯個是非出來，而如今眼前一切都變得平靜，變得死一樣的平靜，可怕的平靜。我走到民工的工棚裡，問他們上頓飯是什麼時候吃的，有人說是昨天，有人說是前天。餓著肚子的民工，也是一樣的平靜，靜靜地躺在那裡。這是我度過的最低潮的一年，在這一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生機。

也是這一年，經易小迪的推薦，我當上了海南省佛學會的秘書長，在一個無聊的年份，清談一些有聊的話題和閒事。一次開清談會，我叫上祝軍和我一起去。因為自從認識祝軍後，我們倆就經常一起切磋《易經》，他的頭腦裡有許多形而上的想法。開會時，祝軍說，我不懂佛的事，但我想我的老祖宗是幹這事的，你們看我的姓就知道了。會後大家埋怨我叫了這外行來胡說八道。這一年，就這樣無聊地度過，像一粒種子在冬天等待春天一樣的安靜。

接下來的幾年，就是偉人的南巡、房地產的泡沫等等，我在匆忙和熱鬧中度過了幾年。突然，有一天想起祝軍，從朋友那裡打聽到，他已出家了。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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