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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知道，這個“稱號”對我有害，而不會有利“可圖”，我從中能圖到什麼“利”呢？“名”是一個壞名，我不需要這樣的壞名，“利”也是沒有的。

許多人認為這可以促銷我的書。這是誤解。

首先，就一般知名度而言，作為一個學者作家，我已經擁有相對知名度和固定讀者群，並不需要“美男作家”這種完全是另起爐灶的“抓瞎”宣傳，這就像金庸如果出一本新書，絕對不會在“武俠小說作家”之外，突然策劃一個“香港報業作家”的宣傳方略一樣。儘管我沒有金庸的知名度，但是，這種道理是一樣的。我很清楚我的讀者群在大學生和熱愛思想一些中青年讀者中，如果要我自己設計宣傳思路，我會有針對性地對這個群體做宣傳，而這個群體關心的根本不是什麼“美男”、“情色”，是“思想”，是“智慧”。

“美男作家”的宣傳完全是抓瞎，它會讓我失去大學生讀者，而又遭至其他讀者的牴觸。

我非常清楚宣傳對書的促銷是沒有根本影響的，宣傳只能讓讀者知道有這本書的存在，但是，不能從根本上決定讀者是否買這本書。我就是絕對不相信宣傳並且對宣傳反感的讀者之一，我不會因為聽信了宣傳就去買一本自己不需要的書，更不會因為聽信了宣傳而去每一本和自己的趣味及閱讀標準相牴觸的書。

第三，我是有職業工資收入的人。這個書的版稅，對我來說並沒有某些人想象的那麼有經濟價值。真正的明眼人是可以算出來的。就我自己來說，我也算圈內人，對稿費很瞭解。在中國可能沒有一個作家是真正透過圖書版稅致富的，我本人也沒有這種企圖。紙面文學已經衰微，靠圖書版稅致富，完全是天方夜譚。現在是影視網路媒體時代，紙面文學已經不是主流藝術樣式了，這個我在幾年前就寫過文章，我認識得很清楚。三年前我在肇慶講這個發言，有人批評我悲觀。實際就是這樣啊。二月河、池莉他們都不是靠圖書版稅致富的。

對我來說，寫小說只是為了自我治療，為了闡明我內心的“困惑”，我覺得這種方式可以幫助我理解這個世界，進而更多地理解文學，我才這樣做的。所以，我說我不關心讀者。要一個大學教師為了錢寫小說是非常荒唐的。

寫一個小說要用兩年，而這個小說的版稅卻不會超過他幾個月的工資，何苦呢？我不可能荒唐到連這點都想不通。

問：這個小說是怎麼寫起來的呢？

這個作品構思是在前年冬天。我哥哥病得非常重，我也病，在上海西郊一個朋友的房子裡養病，那個時候，天氣真的很冷，想一邊養病，一邊寫《個體及其在世結構》的引言，但是，胃痛，加上身邊沒有資料，什麼也做不了。這期間除了早就約好的給一個朋友的畫展助勢，出了個場，一個月幾乎沒有出門，但是，只寫了兩千字。

有天晚上，吳炫喊我、楊揚、郜元寶、王宏圖等幾個人吃飯。席間還有南京來的兩位朋友。　我就去了，那晚大家很愉快，那晚我對楊揚和王宏圖說，我在寫一個書，《個體及其在世結構》，想看看人是怎麼活在世上的，寫寫這個年齡段對生命的理解，不過很難，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力氣把握，很苦惱。王宏圖聽了，就說：“你不是寫了《我的N種生活》嗎？那種語言很好，幹嗎要逼自己？”結果，那晚結束以後，回到西郊我那個朋友空空蕩蕩的房子裡，我就真的寫了。

現在，回想起來，這個小說怎麼會和情色有關聯呢？它和“疾病”的暗示和隱喻相連，不會有情色。這個小說又怎麼和金錢有關聯呢？金錢能改變人的命運？

我把這個小說看作是命運給我的禮物。它對我是一個拯救。

不過現在，對於《沙床》和關於它的一切，可能我是最不關心的人。事實上這個小說已經跟我沒有什麼關係了。

我要認真地說：我不關心《沙床》的銷量，它對我的經濟價值非常有限，我沒有必要費力去做這些事，《沙床》的實際銷量對我並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麼有經濟意義，我沒有必要去“合謀”。　事實上我沒有向出版社提什麼高額的版稅、首版數的要求。當初，長江社，也不是給我條件最好的出版社。所以給長江社，是因為我相信長江社。事實是，從長江社的《宣告》來看，它是對作者負責的。為一部作品以出版社的名義發一個宣告在長江社歷史上是沒有的。我也相信長江社的解釋。在這種前提下我還要怎樣呢？

我要重申一遍：我不為利寫作。看了這個書的人應該看得出來，我目前的精神狀態到底是怎樣的？

問：在這個眼

《上海:我的生死派對,我的秘密盛宴,我的冷酷學苑》 第16部分（第1/4頁），本章未完，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