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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82年新一屆軍委成立後，他們才慢慢意識到，這個以蘇聯二戰模式為框架的對未來反侵略戰爭的宏觀構想，將會給各個領域帶來多大的挑戰。訓練領域提出了在8個重要方向上陸續組織大演習，而每次演習都將是幾個億的花費。國防工程的費用就更大得驚人了，在戰略戰役的淺近縱深內構築堅固的防禦陣地，那將是怎樣的一個天文數字？更不用說，在各個可能的作戰方向上囤積強大的反突擊預備兵團，這就使武器裝備的生產和國防工業面臨一個更為嚇人的數字，要儲備上千萬人份的武器裝備，不用說新武器的研究了，就是把幾年的裝備費都給它，恐怕也只能是杯水車薪。雖然這一切並未完全付諸實施，但足以使處於軍隊建設二線的同志感到壓力了。

父親回憶時感慨地說：“當時很難說服那些同志，誰上來都是要的越多越好。我給他們說，儲備這樣多的老式裝備，有意義嗎？結果只能是搞得自己無力發展。有些同志，心情是好的，經驗是有的，不容否定，但觀念、知識、能力、魄力都不行，目光短淺且狹隘，所以管你什麼破銅爛鐵都拿來湊數。當然，他們確有實際困難。但問題在於決斷。說到底，不在下面，還是出在軍委，不敢拍這個板嘛！”

軍隊面臨巨大困難，計劃中的“803”演習停止了。我們原想緩口氣也好，明年繼續幹，但緊接著，楊尚昆又親自叫停了“804”演習，然後，無限期推遲了“805”、“806”、“807”……軍隊建設走進了一個轉換時期。

在當時，戰略研究還是個禁區，不像現在，戰略論壇、戰略協會，開啟網際網路，比比皆是。記得當時全軍只有一本軍事科學院編的《戰略學綱要》，還是未定稿，通篇是詮釋毛澤東的積極防禦思想。在人們的思維定勢中，只有最高領袖才有資格考慮戰略問題，對未來，領袖早就替我們安排好了，一般人只有學習、理解和貫徹的任務。所以，在當時我還不可能意識到，父親提出的問題，實際上已經突破了軍事戰略的層面，涉及到了國防發展戰略的範疇。

但在最高統帥部和各大戰區、各軍兵種的領率機關裡，活躍著一群具有現代知識結構和改革觀念的青年軍官們，透過每年例行的戰役訓練和演習，以及戰役理論研討，把我們這幫青年人聯絡彙集在一起。其中許多人現在已經走上了我軍高層的領導崗位。當我把和父親的談話告訴同志們時，立即引起了共鳴。同志們認為，僅僅滿足於戰略方針和作戰指導原則的更新，是遠遠不夠的。現代戰爭離不開國家經濟實力的支援，一個層次更高的、範疇更大的國防發展戰略提出來了。它涵蓋了作戰指導和戰爭準備；涵蓋了軍隊建設和國家國防力量的建設和發展。它屬於國家大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的層面。這在當時，無論是對高階幹部還是領率機關，都應該是個新的課題。

其實，對戰爭形勢的判斷，鄧小平早有他自己的說法。1980年對來訪的外國人談起，說是5年打不起來；不到1年，他又說，我看這個仗，10年至20年也打不起來；後來他又提出更長的時間預測。這對“文革”以來要隨時準備打仗的提法，應該說在觀念上是一個重大突破。但遺憾的是，雖然他已經實際上是軍隊最高領導人了，但他這些重要的結論，當時只是作為外事工作動態性檔案和講話在高層機關傳閱、傳達，並沒有形成對軍隊建設具有約束力的綱領性檔案，以及派生出一系列相配套的方針、政策。

我們向軍委提交了《關於制定和平時期國防力量發展方針的建議》：

“長期以來，我們在戰爭形勢的估計上，把戰爭的可能性擴大為現實的危險性，在工作指導上，模糊了具體戰備計劃和隨時準備打仗的軍隊使命的界限，致使軍隊建設長期處於盤馬彎弓箭不發的狀態。……目前應該抓住國際上出現的有利的和平時機，把國防建設的指導思想從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堅決果斷地轉入到和平時期建設的軌道上來，從根本上增強國防實力，迎接第三次新技術革命浪潮帶來的軍事領域的變革，為下一場戰爭做好準備。”

……

我向父親提出，請他把我們的研究成果提供軍委研究。但父親不願意，他說：“要說，你自己說去吧。我說的已經太多了。”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似乎感覺到這裡潛藏著什麼難言。但想想也好。在這之前，《動態清樣》登載了建議的基本內容，並分送給政治局和軍委的主要領導人。但沒想到，這竟招惹來不少麻煩，搞得上上下下都緊張起來。上面傳出話來，什麼人在這裡瞎發議論！後來還是父親在這份清樣上批了句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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