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巖吞一直把車隊送出城，待迴轉寓所，對著高牆大院深吸口氣，使勁揉了揉臉擠出個笑容，才跨進門檻。

侍從見他回來，忙稟報：“剛吳少爺走了。”

“走了？”

“他提著行李，我們要送，他且不讓，叫的黃包車。說若有什麼事去小白樓找他。”

巖吞愣了會兒，覺得吳少爺這樣離開未嘗不好。於是上樓去把賬冊、貴重東西收拾了，叫來侍從打掃屋子。一番洗刷，熱鬧了幾個月的房間煥然一新，潔淨得彷彿沒人住過。

1939年9月1日，德國法西斯大舉進攻波蘭，這一天，後來被定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日。

歐洲人民陷入戰爭的漩渦，並沒有減輕亞洲人民被日本侵略的苦難，反而把中國人往痛苦的深淵裡再推進一步。

由於歐洲戰場硝煙四起，西方國家後院起火，因此不再發揚“隔岸觀火”的人道主義，開始奉行“先歐洲、再亞洲”的主旨。

自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政府在屢戰屢敗的退縮中，“迫使”日軍的補給線越拉越長，並欣喜地看到日本被“日蘇戰爭”所拖累。但因為歐洲戰爭的爆發，蘇聯與日本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日本不再兩線作戰，可以安全地回到中國戰場，全心全意對付中國人。

10月6日，在波蘭向法西斯投降的三天後，雖屢戰屢敗但依然戰鬥不止的中國軍隊經過十一天的艱苦作戰，打了一場漂亮的“長沙伏擊戰”，殲滅日軍四萬餘人，並繳獲了大量的重型武器。

勝利如一杯濃茶，雖然嚐起來苦澀但讓人精神振奮。

當前世界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針鋒相對著，中國亦是。知識青年是最願意講思想的，而龍雲政府的“親共”傾向，讓流淌在學生中的紅色思潮得以“暗潮湧動”，但隨著歐洲戰場的局勢變化，紅色主義之領袖——蘇聯政府，竟於1939年9月30日與德軍簽署了瓜分波蘭的協議，給紅色世界抹上了一道濃重的黑。所以，長沙伏擊戰的勝利來得那麼及時，讓學生裡的執政黨員挺直了腰桿，讓搖擺者選擇了方向。

自十月中旬刀昭罕回班宇後，吳崇禮又去跟林寬混了。

林寬現在是聯大的正式學生了，因著修過路的經驗，他選擇了土木系。

在名師們以個人風採取勝的聯大，土木系的先生們要沉寂些。

比如教授水力學的閻先生上講堂從來只寫寫公式，卻時常對同學說：“根本非常簡單”。又常認為：“積個人和同仁幾十年讀書和教書的經驗，實在沒有比兩星期一次考試更好的辦法。”這樣的先生，讓林寬並同學們很是苦惱。

（注：《聯大八年》之《教授介紹》，資料室著，P234）

林寬不無一次給吳崇禮說：“可惜段先生忙於公務，我們幾次請他來辦講座，他亦答應了撥冗前來，臨了總是這事那事不能成行。若他帶學生，我實在是甘願投他門下。”

吳崇禮勸慰：“待你畢業了再去他身邊更方便。”

林寬鄭重搖頭：“吳少爺這麼順口一句就把我的畢業問題解決了，這可不妙。我們土木系的就業問題，一定要請教系主任陶先生，否則陶先生認為是大不敬。再則，你這話說來，像是你當了多大的官，能保我的前途了。”

林寬這是在取笑了，吳崇禮近來又換上司了，入職一年，他的上司如雲來雲去。公路局面上是清水衙門底下卻水產甚豐，靠著那條國際大動脈總能網到些魚蝦，有志向遠大的謀著錢財就能往重慶升遷，有以生活為重的則把門路摸熟後辭去公職轉戰公路。吳崇禮不貪財無野心，一張桌子後坐到發黴。

當然，林寬名字裡的那個“寬”，只是“對吳崇禮寬”。他慷慨激昂批評政府不作為、怒罵官員置民生於不顧只圖中飽私囊，唯獨對吳崇禮的尸位素餐視而不見。

吳崇禮也沒自覺，就這樣渾渾噩噩地在聯大混了下來。

1939年11月，委員長剛剛釋出了對日軍的“冬季攻勢”命令，24日，日軍就佔領了重要的戰略性城市——南寧。南寧失守，滇越鐵路中斷，預示著中國現在失去了一個關鍵的供給路線，並且西南側腹面臨新的威脅，國內形勢越發艱難。委員長不得不放出嫡系的後備部隊，命其進入貴州以增強對雲南…河內鐵路這條中國和印度支那最後聯絡的安全。

與此同時，日軍大本營正計劃繼續推進，目的是不僅切斷中國和印度支那的聯絡，而且要切斷中國同緬甸的聯絡。

日軍廣西作戰的主力第五師團為日本陸軍第一流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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