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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侯在中原頻頻會盟，卻對秦以“夷狄遇之”，冷落在一旁。

青年嬴渠梁站在櫟陽城頭，浮想聯翩。他比父親想得更遠：自“穆公霸業”以來，已是259年過去，其間有16個君主。漫漫長路中，秦之內亂，多於和平；秦之敗績，多於揚威。

祖宗基業，難道就這樣永久地頹敗下去了嗎？

259年的歲月，蹉跎得實在太久了。

國何以堪？

人何以堪？

情何以堪！

第九章震爍古今的《求賢令》（1）

嬴渠梁，秦孝公，這位相當於我們今天90後年紀的君主，他最深層的困惑在哪裡？

就在秦國的體制上。

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真正的革命時代。所謂革命，就是經濟體制和政治框架的徹底更新。春秋末期以來的動盪史，其實是一場地主和自耕農階級的大革命。平民的參政慾望、平民在經濟上自主的要求，與強勢大夫家族對政權的追求形成了合謀。

相對於貴族階級的腐敗保守，新興的階級在取得了政權之後，經濟發達，戰力大增，國家也就強盛起來。

因此，改革是一個國家的內在要求，儘管很多國家是被大勢所迫。

秦國的改革，卻不那麼容易。六國的改革派君主可以依託平民，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擊破鬆散的貴族政治聯合體，而秦國有現成的強大中央集權，卻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兒”。因為組成這個中央集權的主體，就是貴族本身！

嬴渠梁想必是為此惶惑了許久，到他即位的那一天，如何破局早已成竹在胸。他採取的辦法，在意識形態上是“祭起先祖”，在切入點上是“引進新的官僚血液”。

他要給整個中央集權換血。

他實際上是一個被大時代推出的英雄。

他的改革，既然是違背老世族利益的，那就要另有依託。主要依靠的群體有兩個，一是民眾，二是軍人。所以他一上臺，首先做的是廣佈恩惠、救助孤寡、招募戰士，確定因功受獎條例，這樣就形成了改革的群眾基礎。

有了民眾支援，他馬上就發出《求賢令》，以呼喚“穆公霸業”為意識形態大帽子，行官僚隊伍大換血之實。

這個改變了華夏命運的《求賢令》，現全文照錄如下：昔我繆公（即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見《史記·秦本紀》）

這條命令，把招賢的物件確定在“賓客群臣”範圍內。所謂“賓客”，就是山東士子，地位排在群臣之前，可見秦孝公的用心。

《求賢令》一出，果然山東士子聞風而動。這就引出了一個比秦孝公還要偉大的人物——商鞅。

商鞅原是衛國人，是衛君小老婆的後代（雅稱“庶孽公子”），本名公孫鞅，也叫衛鞅。他後來被秦孝公重用後，受封為商君，因而後世稱他為商鞅。

商鞅自幼好學，曾師從博學的魯國人屍佼。《史記》上說他“少好刑名之學”，刑名之學就是初期的法家學說。可以說他各家學說都通，但真正膜拜的還是法家理論。

學成後，他痛感衛國（今河南北部與河北南部）日漸衰微，不足以施展才幹，就去了西邊的魏國。當時魏惠王想爭霸，重用法家人物公叔痤，任其為丞相。商鞅迷戀法家，就投奔到公叔痤的門下，做了個相府的小官——中庶子。

公叔痤對這個落魄的白衣公子印象頗好，臨終前，把商鞅推薦給了魏惠王，說此人可接替自己為相。

魏惠王嫌商鞅年少位卑，沒有吭聲。公叔痤就屏去左右，說：“大王若不用衛鞅，就宰了他吧，勿使他走出國境！”

魏惠王應了一聲，就走了。

出門上了車，魏惠王長嘆一聲：“唉，公叔怎會病成這樣子，叫我把國家託付給衛鞅，豈非荒謬？”

過後，公叔痤想想又不忍，轉過頭來，把這事告訴給了商鞅，讓商鞅趕快逃命。

商鞅笑笑說：“大王不能聽您的話用我，又怎能聽您的話殺我？”

商鞅沒逃，果然也就沒什麼事。

就在他幹得沒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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