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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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專家對於一些公司的運作也是一頭霧水，它們從來沒有全額支付過電費和天然氣費、欠付數額較大的稅費和職工工資、貨物已經發走卻無法收回貨款，但卻成年累月地運轉而沒有破產。各種易貨交易和價值幾億盧布的變相貨幣也是俄羅斯經濟生活中的咄咄怪事，這裡我們還不想說在經過烏克蘭國境向西方國家輸送天然氣的途中損失了幾十億立方米的天然氣的事情。事實上，經驗豐富的經濟學家列昂尼德·阿巴爾金將所有這些令西方驚詫的記賬貿易形式稱為“俄羅斯經濟致力於自我保護的靈活性和牢固性指標”。

普京將一些經濟學家和官員吸收進了總統辦公廳和政府，儘管他們在2000～2003年間的新職位上沒有什麼突出的表現，但也沒有被社會輿論列入自由主義的教條者的行列。顯而易見，這些任命是政治妥協或者稱是選擇性較窄的結果。在這些年裡我們看到，俄羅斯經濟根本無法靠馬克思主義或者貨幣主義的建議走出當前的困境。無論是總統、政府，還是國家杜馬立法者們，都應該從事物的現實狀況、而非從某種教條經濟學說出發。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12）

對我們來說，健康理念應該是優先的立足點。曾經擔任過法國內務部長，同時也是一位數學家、天文學家、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的法國著名學者皮埃爾·西蒙·拉普臘斯（1749～1827）曾說過，許多科學上的重要原理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對健康理念的總結之上。

在很大程度上，蘇聯共產黨在1991年選舉的失敗是激進共產主義的失敗，儘管激進主義在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時期曾逐步緩和，但卻依舊保持了對國家基本制度、對黨的意識形態和國內經濟的絕對影響力。但在20世紀90年代，資本主義的右傾激進主義建設者取代了社會主義的左傾激進主義建設者，其標誌是他們開始破壞、扭曲和改造以前曾經創造的一切。

左傾和右傾激進主義的表現驚人地相似，而有時這種相似性被人有意識地加以強調。看來是有意而為，葉戈爾·蓋達爾將自己的一本重要著作取名為《國家與進化》——很顯然，這是在“克隆”弗·伊·列寧的《國家與革命》。1998年，蓋達爾發表了自己的綱領性文章——《旁觀者們的建議》，而在十月革命前的1917年10月21日，列寧在《真理報》上曾發表了一篇與此完全同名的重要文章。許多人談論、也寫過關於丘拜斯的“布林什維克主義”，這種說法並非無稽之談。丘拜斯曾經宣佈：“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在俄羅斯建成資本主義，並且經過幾年時間的突擊，達到其他國家用了幾百年所達到的水平。”　比較而言，斯大林則要謙虛得多，他曾號召蘇聯勞動者用10年的時間走完西方國家在100年間所走過的道路。

在1998年8月那場讓俄羅斯金融體系遭受毀滅性打擊的危機中，許多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感到了恐慌。不過，一部分更為激進的貨幣主義者——弗拉基米爾·波波夫、塔季揚娜·瓦洛瓦婭、阿列克謝·烏柳卡耶夫、葉蓮娜·維什涅夫斯卡婭和康斯坦丁·博羅沃伊等人則主張繼續進行“宏觀經濟試驗”，縮減社會保障，強硬性確保穩定，甚至恢復國家短期債券市場。“市場為我們安排了這場試驗。我們是在學習如何建成資本主義，誰也無法保證，這次學習將是免費進行的。”　歸納起來看，形形色色的有關國家經濟快速、強勁發展的承諾在1991～1992年和1997年兩個時間段內最多，但也正如1998年所證明的那樣，這些承諾都不過是在虛張聲勢。就連曾經連續幾年出任總統經濟顧問的亞歷山大·利夫希茨也請求這些激進主義者保持冷靜，因為“自由主義改革的商店正關門盤點貨品”。一位較為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和貨幣主義者曾公開承認，“與戰時共產主義相比，硬挺著的貨幣主義好不了多少”。

自從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宮以來，激進主義者的左右兩派都重新申明瞭自己的立場。《明日報》和《蘇維埃俄羅斯報》開始不時地向總統發出呼籲，要求儘早透過動員經濟綱領，對財產進行根本性的重新分配，並透過擴大對大筆財產徵稅、沒收充公等辦法償還俄羅斯所欠付西方國家的債務。與此相反，格爾曼·格列夫也公佈了自己的綱領，其中包括建議透過減少國家預算支出和國家的社會保障來解決國家的財政問題。

經濟學家米哈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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