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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加米涅夫在最後陳述中說：

“我是第三次站在無產階級法庭面前前兩次保住了我的命。但無產階級的寬容是有極限的，我們現在就已到達了這一極限。”

瞧，這真是曠世罕見的怪事！這些老布林什維克身臨死亡邊緣、罪責加身，非但不急救。反而盡力幫助斯大林，好象受死刑威脅的並不是他們。要知道，即使是出於一自衛本能，他們也應該在最後陳述中孤注一擲，為自己辯護。拯救自己。可是他們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把生命的最後一刻用來吹捧自己的劊子手。他們要讓周圍的人們相信，斯大林以前對他們太有耐心，太寬容，現在，他有權消滅他們

在評價他們的行為時，人們可能會認為，他們這些被告都有一個不可遏制的願望：儘快去死。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實際上是在為生存而鬥爭。不過。他們的方法，與那些站在真正無私而公正的法庭面前的被告們的做法不同。他們不去證明自己無罪，而是儘可能準確地信守與斯大樣訂下的協約：汙衊自己，吹棒斯大林。

斯大林知道。第一次莫斯科審判已引起了西方的懷疑。蘇聯人民不久前的領袖人物突然間變成了叛徒和兇手，這的確難以令人置信。所以，自然出現了一些推測，說這些人是在遭受嚴刑拷打之後才答應站汙自己的，說斯大林完全是在借訴訟程式來掩蓋其濫殺無辜的罪行。因此，斯大林認為至關重要的是消除人們的這種印象。但究竟怎麼辦呢？如果他們竭力去證明老黨員們沒受過刑，那反而會加深懷疑，使那些猜忌的人更加確信動過刑。結果，在後兩次莫斯科審判中出來申辯的不是別人，而正是被告本人。他們親口否定了受過刑的傳言。

比如，布哈林在第三次莫斯科審判中發言時，就駁斥了那些關於他和其他被告受過刑、被施過催眠術以及被灌服過麻醉劑的說法。他把這些流言蜚語指責為不合實際的神話和實實在在的反動寓言。

令人奇怪的是，布哈林又是透過什麼渠道得知外國新聞界在報導他的情況呢？眾所周知，在蘇聯任何人，即使是有行動自由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外國報紙，更別說是在押犯了！

在第二次莫斯科審判中，素以機智聞名的被告人拉狄克，也極力為斯大林的偵訊機關申辯，甚至好象做得過了頭。他在審判大廳裡發言時說：

“兩個半月來，我一直在折磨審訊員。現在有人問我在審訊過程中是否受過折磨。我必須回答他，我的情況恰恰相反：是我在折磨審訊員，而不是他折磨我。”

何等少見的奇論：老布林什維克竟然為世界人民不相信他們有罪而萬分惱怒。他們大發脾氣，居然是因為其他國家的人民還繼續把他們看作是正派人，是斯大林酷刑下的犧牲品；居然是因為人們根本不把他們視為間諜、叛徒和殺人犯。眼看斯大林就要他們腦袋開花，他們卻還要為這個死敵大鳴不平，唯恐世界各國把他視為無恥的大騙子，說他是強迫他們自我汙衊和相互誹謗的惡棍。

莫斯科審判有一個特點，就是被告人、公訴人和律師三方面的說法如出一轍。他們都極力證明，蘇聯人民所遭受的一切災難，如飢餓、鐵路線上連續不斷的車禍、工礦裡使大量工人死於非命的大事故、農民的暴亂以及大批牲畜的死亡——這一切都是被告的罪過。同時，他們還要證明，只有斯大林才是人民的救星，“世界的希望”。被告的陳述與檢察長的起訴，其內容一模一樣。辯護律師的發言則純屬是對被告的攻評，其尖刻凌厲比諸國家公訴人的發言，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儘管維辛斯基已經指出偵查機關還沒能找到確鑿證據，而指控僅僅是建立在被告的坦白之上的，可是律師布芬德仍然在法庭上聲稱：

“審判官同志們，本案中的全部事實都無可爭辯。檢察長同志的講話是完全正確的。他說，無論從本案的證據，或是從證人的證言看來均已證明這全部屬實，因此，辯護一方不打算再就此問題向公訴一方提出異議。”

另一辯護律師卡茲納切也夫在第二次莫斯科審判時說；

“不僅被告的口供，而且我們所掌握的大量證據，都已證明本案完全屬實。被告人的滔天大罪真是馨竹難書！”

聽了這些活，任何人都會這樣想；所謂的辯護人在說出這種話時，一定羞得無地自容，極力躲避其當事人的眼睛，而他們的當事人，也一定會向他們投以憤怒的目光，因為他們對辯護人如此信任，可是到頭來卻發現是受了卑鄙的欺騙。然而實際上根本沒這回事！辯護律師不會受到良心譴責，被告人也根本不會為此而憤怒。參加莫斯科審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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