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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內仔細聽取了有關皮達科夫的“交待”情況。聽完後，他突然問：如果起訴書裡寫明，皮達科夫不是透過信件往來，而是在同托洛茨基碰頭時直接受領指示的，豈不更好一些嗎？於是，一個關於皮達科夫曾親自飛往挪威同托洛茨基會面的神話就出籠了。為了讓這一說法更加令人信服，斯大林吩咐內務部外事局局長斯盧茨基繪製一張所謂皮達科夫從柏林前往挪威的路線圖，並在上面標明柏林至莫斯陸的火車時刻表。

一九三七年二月，在巴黎伯熱爾教授的醫院裡。我遇到了斯盧茨基。有關克里姆林宮後來開會討論皮達科夫案件的情況，都是他給我講的。

在會議上，斯盧茨基向斯大林彙報說，從他蒐集的材料看，必須放棄皮達科夫親自前往挪威的說法。因為皮達科夫如果乘班車從柏林到奧斯陸再返回，加上從奧斯陸前往托洛茨基住的維克薩爾鎮與之面談所需的時間，至少也得兩晝夜。在這麼長的時間裡硬說皮達科夫不在柏林，是不會有人相信的，要知道，蘇聯駐柏林商務代辦處的材料記載得十分清楚：在那段時期裡，皮達科夫每天都在柏林主持與德國各企業代表的談判，幾乎天天都簽署過合同。

斯大林對斯盧茨基的報告很不滿意，不等對方把這個神話的全部“馬腳”講完，他就反駁道：“不錯，您說的有理，因為您的依據是火車時刻表。可是，皮達科夫為什麼不能乘飛機去奧斯陸呢？飛機跑個來回大概只需要一個晚上吧？”

斯盧茨基趕緊指出，飛機只能裝載幾個旅客（注意，這次所謂的飛行發生在一九三五年），每個旅客都要在航空公司的日誌上登記姓名。但斯大林主意已定，他下令：“要指明皮達科夫坐的是專機。為了這種勾當，德國當局當然樂意提供飛機！”

斯盧茨基喜歡吹牛，經常炫耀他有幸面見斯大林。關於這次會議的情況，據他說，只告訴了我一個人，要我絕對保密。可是幾天後我就聽說，他同樣在“絕對保密”的條件下，把這些情況告訴給了內務部駐法國情報站站長，而且在場的還有一名外事局的工作人員。

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對皮達科夫的“口供”又做了相應的修改。刪掉了所謂的托洛茨基的密信。充實了所謂皮達科夫面見托洛茨基的過程。按照後來在法庭上提出的說法，皮達科夫曾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旬乘專機從柏林起飛，在奧斯陸附近某機場著陸，經挪威官方驗過護照之後，便驅車前往維克薩爾，並在那裡同托洛茨基面商推翻斯大林制度和藉助德國軍隊奪取蘇聯政權的計劃。

這一次，審判組織者們吸取了上次那個根本不存在的“布利斯托裡飯店”的痛苦教訓。警告皮達科夫，不准他陳述“多餘的細節”。只要不講明皮達科夫飛往挪威時用的什麼名字，是否有人境簽證，其他方面就不應該出什麼麻煩了。要知道，說皮達科夫在一夜之間來回飛了一趟奧斯陸，這完全是可以成立的。至於是否真有一架飛機在十二月的夜幕下飛臨挪威上空，就是專門吹毛求疵的人也不可能查證清楚。

然而，等待斯大林的，卻是當頭一棒。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皮達科夫在法庭上陳述了自己的這一“飛行旅遊”。僅僅過了兩天，即一月二十五日，挪威《晚郵報》就發表了這樣一項通告：

皮達科夫來奧斯陸會見托洛茨基一說完全不足以信

他似乎飛抵了赫列爾機場，但該機場官員肯定地申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不曾有任何民用飛機在那裡著陸

這項通告，對於斯大林及其手下人來講，無異於晴天霹靂，打得他們措手不及。必須趕緊拿出對策。可有什麼對策可拿呢？說飛機不是降落在赫列爾機場，而是其他某個機場嗎？不行。眾所周知，奧斯陸附近只有這個機場才允許民用飛機降落。授意皮達科夫改口，說他根本沒在機場，而是在附近港口外的水面降落的，行嗎？也不行，晚了：他早已說過，他是從柏林坦普爾戈弗陸地機場起飛的。

為了多少削弱一點《晚郵報》那項通告的影響，維辛斯基向法庭出示了蘇聯外交部領事局的一份正式的證明書，上面寫道：

“根據國際協議規定，奧斯陸附近的赫列爾機場一年四季都對其他國家的飛機開放，飛機在冬季也能起飛和降落”

在這裡，維辛斯基對挪威報紙明確提出的反駁意見避而不答，而是企圖給本來就十分清楚的事實蒙上一層沙幕，但是，他打出的這張牌大無力，只能證明冬季飛機能夠在赫列爾機場著陸。

而且，這一補充證明材料還不是出自挪威當局（只有挪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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