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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著托盤上的食物，西碧爾又感到一陣驚慌，但這與她在貨棧區看到那些醜陋建築時有所不同。這個服務員、那位胸脯象座小山的服務檯女人、那套睡衣、繪著懸崖上女性身影的黑白畫，這些都有著某種涵義，可怕的涵義。她在貨棧區感到驚慌是由於自己對發生的一切懵然無知。後來買了報紙，對發生的事有所瞭解，結果驚慌更甚。現在明確無誤地知道了，驚慌更加大得不可比擬。那套睡衣、那張黑白畫已經說明問題，無可置疑了。

西碧爾大口大口地喝著牛奶，把湯推到一旁，匆匆忙忙地穿上鞋子，穿好尚未乾燥的外套，帶上圍巾，戴好手套。她把睡衣和收據塞進資料夾。她本來打算在這裡過夜，可是，儘管她知道雪還在下著，火車也可能趕不上了，她還是必須趕回紐約。如果她呆在這裡，可能要出大事。

西碧爾·伊莎貝爾·多塞特知道，必須在她還是她自己本人的時候趕回紐約去。

2。內心世界的戰爭

火車，眼前這些彷彿在夜間蜿蜒的龍，使她入迷，使她神魂顛倒。過去，火車一般意味著帶她逃跑。而這輛火車卻帶著她向前。她知道自己必須返回紐約，不是為了上課或去做化學實驗，而是為了去找威爾伯醫生。

西碧爾努力想象在她離開紐約期間會發生什麼事：與醫生每天見面的固定約會完蛋了，醫生可能在想方設法地尋找她，更主要的是醫生會猜測到什麼事而對她灰心失望。

西碧爾把這些煩人的想法統統撇到一邊。自從上車以來，她心境就十分平靜，再不能沉溺於空想、自責和懊惱的情緒之中了。

西碧爾·伊莎貝爾·多塞特回想她第一次見威爾伯醫生時的有關情況，想得那麼專注，一直想到火車抵達紐約的賓夕法尼亞車站。

西碧爾，1945年夏天時，年紀二十二歲，情緒絕望地與她父母（威拉德和亨莉埃塔）同住。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對西碧爾來說，她的內心世界似乎也處於交戰狀態，不是普通說說的神經質問題，而是某種特殊意義的神經質問題，那些自幼就折磨她的神經症狀已經愈來愈甚。她在中西部師範學院主攻藝術，而學院當局在去年六月竟把她送回家來，並交代說：除非精神病科大夫認可，否則就別回學院去唸書。學院的護士，名叫格溫·厄普代克，不敢讓她單身上車，還陪著她一起回家。西碧爾原先從事學術事業就難以應付，回家以後，她的父母立刻變得冷漠無情，西碧爾在處理自己與雙親的關係方面更加束手無策，結果，她的症狀只能愈來愈重。1945年8月，西碧爾開始認真地尋求問題的解決。這個問題已經牽累她一生，但，包括她自己在內，誰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懷著這樣的心情，西碧爾第一次去見林恩·湯普森·霍爾醫師，這是她母親的醫生，而且去看病的是肚子發漲的母親，西碧爾則以患者女兒的身份作陪。但在對霍爾醫生談及她母親時，西碧爾在很短的一瞬間竟希望他能問到自己的身體情況。她喜歡這位身材高大、話語溫柔的霍爾醫生。而且她知道自己最喜歡他的是他把她當作一個聰明的成年人。但是實情卻足以令人不安。二十二歲了，她具備了成年人的資格。智商170，根據標準，也夠得上聰明的水平。可是，她在母親甚至父親身邊從來沒有感到自己是一個聰明的成年人。在她出生時，父母雙雙都已四十歲。從她記事起，她就看見母親頭上有花白頭髮。她認為父母與自己之間存在著兩代（而不是僅僅一代）的代溝。加上她又是一個獨生女兒，所以在父母面前永遠是個孩子，永遠不會長大。

西碧爾想直接同霍爾醫生聯絡。第一次去時，她真希望他會問她：“你有什麼不舒服啊？我能幫你什麼忙呢？”三天後第二次去時，這個願望更加強烈了。但當她陪著母親坐在擁擠不堪的候診室內一小時又一小時地等待時（由於戰爭的緣故，當時醫生很少），她的勇氣便化為烏有了。實在沒有理由認為霍爾醫生會問她病情，這一點她明白。

終於輪到她母親就診了。由於母親的堅持，醫生在做檢查時，西碧爾始終在場。當母女兩人和醫生走出檢查室時，霍爾醫生把她帶過一邊，說：“我想在診室跟你談一談，多塞特小姐。”西碧爾跟隨霍爾醫生去診室時，她母親去化妝室了。

西碧爾驚奇的是醫生並沒有談她母親的病情，他坐在轉椅上，瞅著西碧爾，直截了當地問道：“多塞特小姐，你又瘦又蒼白，有什麼不舒服嗎？”他頓了頓又問：“我能幫你什麼忙嗎？”

她盼望發生的事，果真發生了，但她卻很憂慮。雖然她渴望有這次機會，機會真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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