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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還沿用朝廷的舊稅制，朝廷過一年就得倒欠上兩三千萬，這還只是維持正常的運轉，還沒計算戰爭或者遇上災害等需要額外支出的時候。可以說，稅制不得不改，不改不行。不改，一天都維持不下去了。易風雖然有自己的皇帝私人產業，一年有不少的進項，可光靠著皇帝的內帑支撐，不是長久之事。易風早就在計劃著稅制的改革了，只是之前還沒有完全掌控朝廷，因此也無法一步到位。但如今在位已經一年多，內內外外也清理整頓的差不多了，這個時候正式提出來，自然會阻力小些。

況且，促使易風改革稅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均田制根本是個維持不了多久的政策，而租庸調製就是以均田制為基本。均田制一壞，租庸調製也就失去了根本，國家的稅制也就會崩壞。做為一個有著不一樣見識的皇帝，易風當然不能等到以後崩壞了的時候再去改。

唐宋推行兩稅法，每年的兩稅收入都在兩千萬貫上下，尤其是中唐時推出兩稅前一年的稅收不過幾百萬貫，推出兩稅後立即翻倍。而易風的新稅法雖然也叫兩稅法，但主要是取春秋兩季上稅之名，實際上卻已經與唐宋的兩稅制大為不同。唐代推行的兩稅最重要的是分為戶稅和地稅，戶稅是按每戶的貧富不同劃分各種富等，然後不同的等級定不同的稅款，而地稅則基本上是統一的，北方等地每畝納田租一斗左右，南方更富裕的田地則為一畝一斗到三鬥左右，而代役錢等雜稅也被統一納入了兩稅之中。百姓的稅一年分春秋兩次交，按官府定下的戶等和田數交納戶稅和地稅。而這個數額，則是由官府提出預料好了當年的財政支出數目，然後根據這個數字分配到全國各地，按額徵稅。因此可以說，兩稅到底是多少。其實一切由皇帝和朝廷說了算。朝廷說今年要花一千萬，那就徵一千萬。天下的百姓根本不同的戶等，田畝分配下去。如果皇帝說今年需要花一個億，那天下百姓就得根據各自的戶等和田數分攤這一億。這種兩稅法，自然算不得公平的。

而易風的這種兩稅法，並不是量出為入，而是按原來均田制的稅率，定出每畝田所要支付的租庸調，然後把他們全折算為錢，然後朝廷直接就根據百姓們擁有的田畝徵稅。田多少就徵多少，再無額外。當然，這是主稅，如商稅等屬於另外的稅收。這樣的兩稅，一年也是分兩次徵，可最大的區別是稅收的總數是根據天下的田地數量計算的，因此也就會是一個比較穩固和固定的數額。而經過新朝的土地丈量，人口普查，全國擁有一千萬頃土地。貧富土地皆有，然根據新稅制，一年的兩稅折現差不多有三千萬貫，當然。這個數字其實也不是固定的，得根據糧食、絹帛和綿、布等的價格有所浮動，但總體來說兩稅就是這個數字。比之原來每年幾百萬的租庸調。翻了三倍不止。

雖然翻了三倍多，但這筆錢還是不夠每年基本的財政支出的。為此易風的稅制了。又增加了國家專賣這一塊，用以增進財政收入。專賣的就是鹽茶酒銅錢等一些緊要物資，尤其是食鹽，易風準備學後世的那些朝代，從這裡奪取一大筆稅收。易風預計鹽茶酒等專賣稅收一年兩千萬左右，此外還有一個稅收來源則是商稅，易風也打算從中獲得千萬以上。

這並不是妄想，易風在懷荒時，已經開始推行工商業的發展，並從中獲得許多利益。北宋熙寧之時，一年的兩稅摺合錢兩千多萬貫，而商稅宋初時只有四五百萬貫，後來也達到了兩千萬貫左右。當然，北宋之時創收最多的卻是專賣，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食鹽專賣，北宋末年之時竟然達到了四千萬貫，而鹽之外的茶葉和酒的專賣也一樣創收許多，每年都在千萬上下。而宋朝特別是南宋，在兩稅、商稅和專賣這三項主要收入之外，還有名目繁多的雜稅，南宋時最高財政收入一年達到一億幾千萬貫，其中雜稅就有數千萬貫，紹興三十年，光是雜稅中的綠總制錢就有兩千多萬貫。

易風現在不打算變著法子收雜稅，但也不想放棄專賣這個大創收，因此他的目標是兩稅、商稅和專賣這三項，一年至少得收入六千萬，如此朝廷才能保證維持運轉之外，還有富餘留下一部份給地方的省州縣使用，使得中央財政外地方也有錢財府庫諸存，另外還可以有錢供朝廷和地方搞建設開發，甚至每年還能存一筆錢用以戰爭和救災等專項需要。

說到底，要建立盛世，搞好統治，都離不開錢。但如此收稅，卻是門高深的學問，不能隨意的強徵，任意攤派，那隻會越搞越糟糕。在易風看來，宋朝的稅制不錯，雖然說各種稅目繁多，可基本上百姓承受的稅還算正常，如南宋雖只佔據著江南一地，可一年的稅收卻超過億貫，比北宋時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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