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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一張綠卡值得五萬加元呢。”

思文去多倫多大學註冊了，拿回來一張支票遞給我說：“存去。”我一看是兩千九百塊，嚇一跳說：“這麼多！”她說：“一個學期的，一年就發三張。”我說：“讀這個書比打工也不差多少了。”她說：“先別高興太早，把我們自己的支票開一張五百塊的交學費。”我拿了支票本給她說：“你自己開。”她扯了一張填了，說：“收進來就高興，開出去就象割你一塊肉似的。”我說：“學費割一刀，房租割一刀，兩千九百塊幾刀也就割完了。”

四十

我每天到街上買一份《星島日報》來看，找工作。看到那整版的聘人廣告，我心裡就很放心，這麼多機會總有一個要輪到我。好在我在龍──88了學了一點手藝，這使我有一點自信。每天我把可能的機會都作了標記，然後一處處打電話。不敢要求太高，錢比在紐芬蘭多點就行，累是不在乎的。多倫多市政府規定最低工資七加元一個小時，這在我看來已經不少。我還有個想法不敢告訴思文。到了多倫多，我覺得自己應該有更好的機會。多倫多有兩家中文報紙，《星島日報》和《世界日報》，每天都厚厚的幾十頁。我想以我的文字水平，到裡面去謀個編輯記者一類的差使應該還是有點希望。《星島日報》發行量大，卻是香港背景，我不懂廣東話，不敢問津。《世界日報》是臺灣背景，語言上沒有問題。我算計著得先寫幾篇稿子給《世界日報》，讓他們也認識認識我。

這天我在報上偶爾看到一條訊息，有個臺灣畫家在唐人街大人物畫廊辦畫展，就跑去了。展室不大，就是一樓的客廳裝修成的。幾十幅國畫都標了價掛在牆上，也有上千元一幅的，也有幾十元一幅的。看畫展的人只有幾個，我來來回回轉了半天也沒見有人買。兩個人坐在那裡說話，聽了知道是畫廊老闆和畫家。畫家的臉色陰沉，抱怨多倫多的華人不懂藝術，又說去年自己在紐約辦畫展，畫多麼搶手。老闆說多倫多畫的生意不好做，所有的人都只知道賺錢，準備明年關閉了畫廊做別的生意去。美術方面的書我也看過幾本，模模糊糊都記不清了。

聽他們說了一陣，我鼓了勇氣插一句嘴說：“您的國畫還是走張大千的路子。”畫家看我一眼說：“你懂畫？”我說：“讀研究生的時候學過中國美術史。”撒了這個謊我心裡很鎮靜，露了餡我就說自己不是專業學的，都忘記了。他說：“我老師是張大千的學生。”我大了膽子說：“這些畫用筆很工細，意境卻平庸，也不說平庸，是沒有創意。”他說：“聽起來你是個內行。”我說：“內行不敢說，看過幾本書。”他說：“不過既然是國畫，你總不能畫成油畫。”我說：“國畫表現隱逸的情趣，幾百年不變，再好的東西也疲倦了。境界打不開，手頭功夫再怎麼樣也突不破的。”他拍了桌子說：“你倒說到點子上來了，照你說又怎麼個變化？”我說：“我沒專門研究過，也說不上來。”老闆說：“依你看怎麼叫人捨得往外掏錢來買？”我說：“我是外行，抓瞎說你們別笑。這種山水意境和現代人文化心理結構缺少有機的對應性，現代人有現代人的情趣、節奏和韻律。他們喜歡有力度的東西。”畫家不高興說：“去年我在紐約就賣得很好。”

我說：“你的畫我提點小意見。”三個人起身去看畫。我指了一幅畫說：“這幅畫你標題是《夏》，改成《圓荷凝露》意味就深遠些。這幅《冬》，改成《獨釣寒江》，意境更出來了。”跟他說了七八個可改的標題，他只否認了兩個。最後我說：“如果有地方發表的話，我寫篇評論文章，效果比廣告要好些。”老闆說：“寫得好，發表的事歸我，兩家報紙的編輯都是熟人。”畫家說：“你打算怎麼寫？”我說：“那當然是唱讚歌，這你只管放寬了心。老實說在技巧方面我也不太懂，你跟別人講色彩透視比例他也不懂。我想談一談你這畫的意義，讓誰也能理解。”畫家“嗯，嗯”著點頭。我說：“要說這些畫的內涵，你作者是最清楚，我只是想把它表述得大家都能接受，這很重要。”老闆說：“那當然，當然。”畫家說：“你說，你說。”我說：“我就用《疲憊心靈的停泊地》這個題目，不知合不合你的意思？意思是，現代人在殘酷的社會競爭中太疲倦了，心靈在持續壓力下總是處於緊張狀態，你的畫提供了一個暫時放鬆一下的機會，傳統藝術的現代意義就出來了。當然這了有點胡說八道，但別人不會想這麼多。你願意講講你這些畫的個性特點，那就更好。”

畫家遲疑一下說：“按你的意思寫。什麼時候寫好？明天總可以了吧。我給你送到報紙去，我認識他們。”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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