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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鈞老人說，就這麼吵了兩個來小時，也沒捋出個眉毛、鬍子。戴鴻賓火了，說走狗軍都快到了，咱們還在這兒沒完沒了地扯淡，今兒個這事就俺做主了，說著就下命令部署戰鬥。有人阻攔，他也不理，一口氣兒部署完了。有人就批評他，說咱們是黨的隊伍，不是你戴鴻賓的私家軍，你耍什麼軍閥脾氣？這邊還吵著，那邊打響了，敵人上來了，大家這才往陣地上跑。這一仗打贏了，不然起碼那隊長得擼了。

老人說，舊軍隊家長制，軍閥作風，游擊隊是共產黨領導的新型武裝，講民主。家有百口，主事一人。民主挺好，還得有集中呀。那陣子凡事就講民主，不講集中，一集中就是“軍閥”。有時還發動全體隊員民主討論，幾十上百張嘴瞎戧戧，亂當家。

東滿的幾支游擊隊，開頭也是這樣。決定什麼事情，先黨內、後黨外地開會，人人發表意見才算民主。指揮員下達命令，下級還要討論，多數人反對，就可以不執行。

從軍閥專制到極端民主化，這對應的兩極，有時只有一步之遙。

王鈞老人說，遼瀋戰役後，東北解放了、和平了，我是黑龍江省軍區參謀長。到哪兒檢查工作，情不自禁先看看地形，周圍有什麼制高點，有敵情敵人會從哪兒來，應該怎樣部署兵力。再一想，就笑了。打了十幾年仗，習慣了。可湯原游擊隊剛成立時，晚上不知道派崗哨，後來知道了，那哨位也常常選得不是地方。一群莊稼人，隊長“半拉子”出身，握鋤把子的手拿起槍，懂什麼呀。第一次戰鬥後，有個戰士說他的槍不好使，我問怎麼了，他給我看手裡的幾個子彈殼，說槍響了，這子彈怎麼還留下大半截子呀？他以為那彈殼也跟彈頭一樣，會從槍膛裡發射出去的。

1934年夏，2軍繳獲第一門迫擊炮。官兵圍觀，高興得不得了，說再打據點不愁了，兩炮就給它揭蓋了。一個士兵懊悔得直拍大腿，說這就叫炮呀？一次追擊敵人，他在草叢中絆了一跤，爬起來看，一截挺粗的鐵筒子，半人多高，下邊還有個鍋樣的鐵傢伙。這是個什麼東西呀？瞅一會兒，踢兩腳，拉倒了。

1935年4月29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報告》中說，政治部除了主任、組織科長和一個團的工作同志外，“其他人員大都是政治上有問題的，分配到各部去都不適宜，在政治部寄生著”。1934年9月的《東北反日遊擊隊哈東支隊給省委的報告》中說：“直到今天政治部工作是停滯在小區域性裡面。可憐的除了宣傳單以外就是睡覺，政治部幾個同志眼就睡紅了。”

共產黨人向以政治工作著稱於世，可最初的政治部竟是這副模樣。而在更廣闊的宏觀上，東北已經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還要全國一盤棋，搞土地革命，把張學良、馬占山、王德林等及一切有產階級統統打倒，那原因種種中少得了“幼稚”二字嗎？

書記是一個幼稚同志，二十多年的僱農，同時又會劁豬，他在1931年派爭領導之下參加組織的，他很忠實積極，若是有人告訴他什麼他幹什麼，也不知道對不對生幹（“生幹”即硬幹——筆者）。

縣委本身對於中央的指示信（指一月二十六日）和省委的指示，不但未能熱烈的傳達到支部去討論研究，就是縣委本身根本也不瞭解。

這類“幼稚同志”，通常文化都不高。另一類就不同了，似乎也不“幼稚”。無論“北方會議”精神，還是“1·26”指示信，好像都能講得頭頭是道。

像1934年11月召開的南滿第一次黨代會上，有人認為貧農是小資產階級，人民政權中貧農太多是個問題。這種人喜歡引經據典，而且通常都能從馬列著作中找到幾句依據，經常把一些工農分子“理論”得找不著北，又不能不讓人佩服，覺得人家有“學問”。當然也有受窘的時候。比如講到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利益是一致的，有人問算不算日本的工人階級，回答自然是肯定的。那你說鬼子的槍炮誰造的？鬼子裡工人、窮人也不少，怎麼不去殺日本軍閥、資本家，倒大老遠跑中國來殺人放火？回答是上當受騙了，還沒覺悟。但是咱們要明白，工人階級是最有覺悟的，他們早晚會起來戰鬥的。大家就七嘴八舌道，騙一人一時，還能千千萬萬的騙這麼多年？這日本軍閥和資本家也太厲害了，你再講俺們也糊塗了，不講倒多少還明白點兒。

這種人往往把“理論”和無條件的不妥協，視為革命者的唯一標誌，不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是玷汙了共產黨員的稱號。他們中不乏虔誠的布林什維克，只是還需要更多的苦難和磨礪。

還有一種幹部，更多的是憑經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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