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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李豔英反映，廠方於張跳樓的當天下午通知家屬時，家屬質問：“為什麼不早告訴家屬？丫方領導講：“當時沒認出是誰跳樓，以為是王金富。因為小張沒有什麼問題，所以沒有看管他。”

這一點也與調查組的意見大致吻合。他們介紹說，當時王金富有串供情況，辦案人員全力突破此案，就沒顧上張偉清，只安排廠裡兩個工人看管他。

王金富原是濰柴動力廠廠長，經檢察院查明他利用職務之便受賄1420元，（後被判免予追究刑事責任）這在當時算是大要案。此案與其它被查處的9起大要案上了《濰坊晚報》1997年8月12日的頭版頭條。其他9起中數額最大的是侵佔公司財產2萬多元，幹部級別有的與張相同或比張低。

從調查組提供的材料看，張偉清死的前一天就有人供述張偉清涉嫌侵佔公司10餘萬元款物。由此不禁使人產生疑問：放著一個10餘萬元的大要案不查，先忙別的，正常嗎？有沒有如家屬所講的是“死後編造出來的”的可能呢？

同年5月21日，由廠方出面召開了由公安分局參加調查的幹警和屍表檢驗的法醫、濰柴有關領導、李豔英及其親屬參加的會議，意在向死者家屬通報調查結果和法醫鑑定結論，同時對火化張偉清的屍體提出處理意見。

據張的家屬介紹，會議中沒有出示屍檢報告，也沒有現場勘察記錄，法醫在介紹情況時連何日何時出事、死亡時間以及表面傷都沒說對。家屬提出疑問時，法醫答非所問，語無倫次。

由此家屬要求法醫出示一下證件作個自我介紹。這位法醫講：那我就不說了。家屬要求由更高一級的法醫再做鑑定，這時公安分局的一個科長起來說話，據李豔英介紹，這位科長酒氣沖天地站起來開始罵人，並要求5日內火化。

由於工作方法粗暴簡單，使死者家屬更為不滿，憤而退場。事隔兩天，奎文區公安分局幾名幹警來到死者父母家，談了幾句話，便把強制火化通知書放在暖氣片上，匆匆告別而去。張偉清的母親拿著通知書追下樓，他們已開車走了。這份通知書是潦草的手寫體，而且是影印件。其內容同樣顯得漫不經心，裡面寫到：“死者屍體必須於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二十四時之前火花（應為“化’，下同）。逾期不火花，公安機關將予以強制火花。”連續三個“花”，讓人有理由懷疑這份手寫的通知書是否經過了公安局領導的審閱。

這份通知書使死者家屬悲憤異常。他們除向廠領導呼籲反映外，還幾次來到火葬場檢視屍體。就在5月28日上午，死者家屬還來到火葬場告知工作人員：死者身上存在許多問題，需要重新檢驗，已經自費邀請了北京和省裡的法醫，他們正在趕赴濰坊。家屬囑託工作人員看好屍體，沒有家屬在場不能火化屍體。

然而，當天下午，屍體便煙消雲散了。據李豔英說，28日下午，由廠方幾個幹部將張的屍體悄悄火化，就像是搞“地下工作”，連司機事先都不知道是去什麼地方，更別提通知家屬了。火化屍體後，有人還囑咐車上的人：“大家不要外傳。”而家屬至今不知道張的骨灰在哪裡。如果有法可依，有理可據，大可不必搞得這麼偷偷摸摸，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嗎！

強制火化的依據是什麼？當《法制日報》記者問到這個問題時，濰坊市調查組回答說：其依據是山東省革命委員會魯革發＇1975＇47號檔案。

就此問題焦慶樂記者諮詢了公安部有關官員。該官員明確表示：文化大革命都否定了，逞論那時的檔案？早應該清理並予以否定了。再看看這份檔案，其上綱上線火藥味甚濃的內容更使人感到把它作為90年代處理問題的依據是何等的荒謬。檔案中例舉了幾個無理糾纏、無理取鬧的事例後說：“上述情況的出現，我們認為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具體反映從有利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利於保衛社會主義制度的原則出發”

即使如此，記者仍然感到疑惑：因為這份檔案所列的強制火化的物件是“因交通、工傷、醫療糾紛等事故死亡的屍體經有關部門檢查驗明死亡原因，作出結論後，應立即通知其家屬在3～5日內火化”。而張偉清怎麼歸也歸不到這幾類裡去。也就是說，即使生拉硬扯來了一個“文革”檔案，張偉清也根本不在其所規定的強制火化之列。

如此說來，強制火化張偉清的屍體根本沒有依據。

那麼，濰坊市的一些部門和一些人為什麼如此急於火化張偉清的屍體呢？

死者長已矣，而遺留的問題卻雲山霧罩、撲朔迷離，困擾著生者。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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