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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勞教決定書出臺前後，龍港公安分局有大量程式違法行為：1。採取強制措施拘押當事人，沒有任何法律手續；2。決定收容審查，沒有任何事實根據；3。為了將錯就錯，進行大量事後補證；4。決定勞動教養，根本不徵求所在單位和所在地區黨政組織的意見；5。決定行政處罰，不直接向本人宣佈；6。收容審查決定被法院宣告無效後拒不放人。

五、龍港公安分局處理本案時，還有大量其他違法行為：1。任意毆打當事人；2。在將錯就錯事後補證中，又隨意塗改取證日期，並對證人進行誘供；3。違反辦案原則，故意將歪曲捏造的事實提供給幾家新聞單位，力圖造成“既成事實”，干擾法庭正常審判。

楊新培和葉青律師說，一審開庭使案情真相大白，劉少屯無辜的證據已非常充分，所有參加旁聽者也耳聞目睹了一切。但一審法院那份行文自相矛盾、含糊其辭、也不敘述認定的事實、理由和證據的判決書，卻背離庭審查明的事實，說勞教決定“基本事實清楚，證據基本充分，量刑（注：原文如此）基本得當”，以此維持了勞教決定，使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嚴格依法辦案，它也表明了鹿城區人民法院作為基層法院處理本案時的尷尬處境。

看著法律受到的褻瀆，楊新培和葉青律師十分痛心。他們慨然決定，繼續擔任劉少屯的訴訟代理人，向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上訴。

這是在1995年10月11日。

1997年6月3日，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劉少屯不服勞教上訴案。從劉少屯上訴至此時，又過去了整整一年半左右的時間。（此前，法院曾決定於1996年9月12日審理此案，但當天卻因為被上訴人溫州市勞教委以某種理由表示不能出庭，而不得不延期）。

在這段遲滯凝重的時間裡，劉少屯度過了三年勞教的最後一天，於1997年工月17日走出高牆，回到學校。6月3日上午，他作為一個恢復自由的公民，和楊新培、葉青律師一同坐在法庭上，在臺下幾百名神情專注心思各異的旁聽者面前，迎接了最後的挑戰。

庭審開始，楊新培律師向著以年輕的女法官王慧為審判長的合議庭，再一次詳盡舉證，並請法庭傳喚證人當庭作證，無可辯駁地否定了強加在劉少屯身上的兩項“違法”事實。面對被上訴方拿出的“證據”，他尖銳地質問，一些有利於劉少屯的重要的原始證據，在被上訴人提供的辦案卷宗裡為什麼被全部抽掉了呢？被上訴人在收集證據時，為什麼“只是找一些因違法而時時處於公安機關特別控制下的劣跡人員，而具有正義感的正直的黨政幹部和周圍群眾一個都不去找、不敢找？”這不能不使人對辦案動機發生懷疑。

一個由被上訴方安排的“證人”上前來指證劉少屯的“違法行為”，楊新培律師請他在自己、葉青律師和劉少屯三人中指出誰是劉少屯，他運足眼神來回掃視半晌，終於只是徒勞一場。追問之下，他承認，沒見過劉少屯，劉少屯的“違法行為”是“聽說”的。

以“聽說”為“證據”，以“聽說者”為“證人”，被上訴人指控劉少屯的證據之蒼白疲軟，由此可見一斑。

楊新培律師接著分析，公安部關於勞教物件有明確規定，即“家居大城市需要勞動教養的人，或家居農村而流竄到大城市、鐵路沿線的大型廠礦作案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人”。劉少屯是人民教師，有正當崇高的職業，他生在本地，長在本地，生活在本地，無任何違法行為，根本不是上述規定中的勞教物件。從國務院有關檔案的規定看，勞動教養是對“不務正業，有流氓行為或者不追究刑事責任和盜竊、詐騙等行為，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分子採取的強制教育措施。它表明，適用勞教的行為必須具有違法性、嚴重性和連續性等三個必要條件，劉少屯一個條件不具備，怎麼能將他勞教？

緊緊圍繞勞教決定認定事實、適用法規和程式的謬誤，楊新培律師的犀利剖析和所提出的一個個詰問，以確鑿的證據，嚴密的邏輯和內在的道德震撼力，使得被上訴方代理人每每只能以沉默作答。一審時原告方義正辭嚴呼喚公理的場面，在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大廳裡又一次重現。

在結束自己的發言時，楊新培律師心情格外沉重。他懇請法院依法撤銷原審判決，依法撤銷勞教決定，主持正義，還人間一個公道。

1998年3月12日，二審開庭後的第10個月，劉少屯終於盼到了夢寐以求的解放。

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經討論認為，溫州市勞教委認定劉少屯兩起違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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