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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當本特森解決稅級攀升問題時，作為羅納德·里根經濟政策的中心部分，他還在談論所謂的“芝加哥福利女王”。里根在70年代的講話中經常會提到這位神話人物。此人接受了85項不同的福利支票。由此，她因為美國的經濟弊病而受到指責，這一說法實在是荒謬。

但是沒有哪一個###黨人如克林頓般支援全球化、企業資本和自由流動的資本市場。他將全球化爭論推向了新的高度，促進了自由貿易的蓬勃發展，也因此取得了經濟上的巨大成功。克林頓的身邊都是華爾街國際主義者，比如羅伯特·魯賓，以及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如哈佛大學的勞倫斯·薩默斯（出於偶然，他曾經是里根時期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和其他許多完全支援全球化模式的官員。

的確，克林頓比里根更支援自由貿易。他也肯定遠遠超過了里根的繼任者老布什。里根儘管在自由貿易上收穫了信任，但執政後期卻深陷伊朗軍售案醜聞。在這一時期，里根允許受到某種限制的美國出口貨物比例由12％上升到1989年的24％。與之相反，1997年在發表國情諮文時，克林頓呼籲“當局締結新的貿易協定，以開放市場我們不應該逃避全球經濟的挑戰”。

不顧第一夫人和某些主要顧問反對，克林頓推動透過了NAFTA。雖然我的一些支援克林頓的朋友們不贊同，但我相信NAFTA象徵性地成為了克林頓的空中管制事件—向全球市場傳遞親全球化的象徵性資訊。克林頓不遺餘力地促成NAFTA頒佈，是向全球金融市場表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正規化變化將會得到持續和深化。

2008年###黨總統初選中，工會和###黨內的偏自由主義者攻擊克林頓政府對NAFTA的支援。這些批評者沒有提到的是從1993年協定頒佈到2001年，美國的就業人數從1　200萬增長至1　350萬。NAFTA頒佈5年後，美國的失業率降到了歷史最低點—3。8％。大部分經濟學家曾經認為理論上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如今，原克林頓時期官員選擇防禦性回應對於他們親全球化政策的批判（我認為過於傾向於防守）。有的人甚至試圖重寫歷史，或者至少是他們在那段歷史中的角色。恰恰相反，他們應該回答說，如果世界拒絕那些政策，那麼這將會使全球經濟的金融健康面臨危險。

在美國，兩個政黨都在逃離自由貿易的立場。近幾十年來，國會中的共和黨人成為了自由貿易聯盟的重要成員，但現在在貿易問題上已經無所作為了。前卡特政府官員弗雷德·伯格斯滕成立了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這一全球經濟方面的頂尖智庫，他對共和黨在貿易方面的立場做出了有趣的評價。伯格斯滕說：“在過去10年中，美國貿易政策的最大損失是保守的共和黨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德雷政治生命的終結。任何法案能獲得國會透過，都不得不感謝‘大榔頭’（德雷的暱稱）。當管理眾議院時（1994年至2007年1月共和黨掌控期間），德雷的花名冊是開放的，他花錢買投票，還經常宣佈某項法案以一兩票的優勢獲得透過。”現在共和黨內沒有像湯姆·德雷這樣在貿易問題上左傾的硬漢了。###黨內情況也一樣。

關於里根–克林頓政策共識的討論當然要包括財政政策。里根不是降低了稅率而克林頓提高了稅率嗎？事實卻沒有那麼簡單。先看一個事實，那就是兩黨在克林頓財政政策問題上都大耍花腔。比如，許多共和黨人說得好像當克林頓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從28％提高至35％時（收入過高的納稅人是繳38％），經濟陷入了衰退。但事實完全相反。

出於同樣的原因，許多共和黨人也需要承認較高的稅率扭曲了公司高層主管們的薪資（根據克林頓簽署的1993年稅法，公司扣除的高管工資不得超過100萬美元）。這些薪資極高的高管們試圖透過不正當使用股票期權來避免繳付更高的稅額，結果股票期權被大量使用。在後來被稱做安然時代的時期，出於賬目目的，許多公司高管選擇股票期權作為收入，而不是大筆需要繳稅的工資，因為以獎勵為基礎的支付是不受限制的。這整個事件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說明法律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超過稅收邊際稅率的某一臨界點，最富裕的人群會在法律上下大工夫，以避免額外的稅收。

關於克林頓的稅收政策，還有一點是很少被提到的。1997年網際網路泡沫初現的時候，克林頓悄悄簽署了一項法律，將資本收益稅率從28％降低到了20％，降幅高達30％。

前美國國稅局專員弗雷德·戈德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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