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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我們開始修讀最後一年的課程。我們井井有條地做功課，並埋頭苦讀。上課聽講，撰寫論文，做作業交給督導審閱，也到圖書館讀書，或是在〃哈里斯上尉的馬廄〃我租用的房間裡溫習功課。但是生活並非只是讀書。有時在週末或傍晚，我會騎腳踏車到格頓去，芝就利用校工宿舍裡的煤氣灶煮些新加坡菜餚。我常常邀請楊邦孝和埃迪·巴克一起去。巴克也是萊佛士學院的同學，剛到英國修讀法科。有時，我把一個星期配給的肉用咖哩煮了一次吃完。芝也用黃油麵條、雞肉（取代豬肉）和辣椒粉（取代生辣椒）炒〃稞條〃，吃起來也蠻可口。

這時候，我們的生活已經做了適當的調整，而且同有關各方也建立了良好的聯絡。我能夠請劍橋大學一些第一流的法科督導輔導我，他們都是三一法學院的研究員；三一法學院是當時劍橋大學的主要法學院。第一年年底我考獲一等成績之後，就能夠說服他們做我的督導，雖然當時我是菲茨威廉的學生。這些督導來自不同的背景。我最好的督導是特雷弗·托馬斯，他心地很好，腦筋靈活，條理分明。

我同幾個英國學生結交，他們多數是劍橋大學工黨俱樂部的活躍分子，後來在1950年的大選中，以工黨候選人的身份參加競選；其餘的修讀法學的各種分科，後來成為國際法、比較法和工業法的傑出教授。他們是一批聰明絕頂的青年，也是我的好同伴。

1949年2月，我代表劍橋大學到牛津大學參加模擬法庭的辯論會（正式辯論），主持法官是塞勒斯先生。其他見習律師似乎抓不到有關法律問題的細微點。我一抓住，塞勒斯先生臉上便露出笑容。他在裁判時，對我讚譽有加。但是，我沒參加過劍橋學生聯合會的任何辯論會。我認為這麼早就道出心裡話，是不明智之舉。等我們返回新加坡，同朋友們商定所要採取的路線之後再表露也不遲。

不過，我在倫敦期間，倒有幾次到下議院聽演講。有些工黨議員對殖民地學生極為友善（反之，保守黨議員對殖民地學生的自由願望往往嗤之以鼻）。伊頓和斯勞區工黨議員芬納·布羅克韋常常在威斯敏斯特（英國國會所在地）的大廳裡跟我會面，以便把入門券送給我，好讓我到旁聽席旁聽。工黨裡有一些著名的演說家。記得1947年我第一次到英國國會旁聽時，見識了工黨議員斯塔福·克里普斯如何以銳利的言辭，把保守黨影子內閣的殖民部大臣駁斥得毫無招架的餘地。他是一個頭腦敏銳的人。

獲得唯一的特優獎

1949年5月，我們參加法科的最後考試。6月成績公佈，我相當滿意。我在法科第二階段的榮譽學位考試中，考到一等成績，並獲得那年唯一的特優獎。芝也考獲一等成績。我們拍電報把好訊息告訴我們的父母。我本來應該考到更好一點的成績，但一等成績也夠好的了，可以作為我返回新加坡以後展開另一階段生涯的優異標誌。根據劍橋大學的規則，一個法科學生在考獲學位之前，必須〃完成〃至少九個學段，一個學段是八個星期，必須住在學院宿舍或是當局批准的住所。芝在劍橋大學只有六個學段的時間，我也只有八個學段。我們得到特別的豁免，都獲准在6月21日仲夏日領取學位。

劍橋大學決心維持悠久的傳統。這種傳統隨著歲月的流逝，越來越顯得奇特，但卻增加了劍橋作為一個古老學術中心的神秘性。在舉行畢業典禮那天，學生以所就讀學院的資歷高低為序，排成一行，然後在導師帶領下，走進幾座法學院附近的評議會大廈。他們一進裡面，便每次五人，每人握著導師右手的一根手指，由導師逐一把他們帶到身穿禮袍坐著的校長跟前。學生和導師也依照他們獲得的學位，穿上相關的禮袍。等待領取學位的學生身穿短禮服，肩上報著一條綴有白兔毛的垂巾，在背後晃來晃去。導師把學生介紹給校長，校長於是一面說著拉丁語，一面把學位頒授給學生。比利·撤切爾以學監的身份親自帶領我和其他學生走上前去，菲茨威廉的學生因為不屬於劍橋大學的任何學院而排在最後。典禮舉行過後，我們在指導教師和其他同學陪伴下，到評議會大廈外邊的草坪去拍了不少照片。三一法學院幾位教過我和芝的法科講師，以督導的身份也到場同我們分享快樂，特雷弗·托馬斯也在。楊邦孝把當時的情景一一攝入鏡頭。

接著我們轉到三一法學院托馬斯的套房，開香檳再慶祝一番。另一位講師T·伊利斯·劉易斯博士也來參加。我們都很親切地叫他TEL（姓名第一個字母的縮稱）。他教過我們，是個威爾士人。他有副討人喜歡而顯得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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