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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特讀了上訴資料之後，必定知道上訴根本就沒有成功的機會。於是，他根據自己多年來表達激烈感情的經驗，儘量替學生講話，並進行宣傳，以損害政府。他到達後第二天，學生在羽毛球館開茶會歡迎他。布里特用英語發表了演講。東道主發表了多個華語演講，卻沒有人翻譯給他聽。這一點並不奇怪，因為這是個機會，幕後的領袖可以利用合情合理的事件進行動員，支援學生，鼓起他們的熱情，為群眾運動進一步打下基礎。

整個過程給布里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12年後出版的自傳裡，他還記得，當時有5000名學生整整齊齊地坐在會場裡，人人手上都有一盒蛋糕、包點、花生和香蕉，過後花生殼和香蕉皮都放回紙盒，由招待員拿走。這樣，在學生們離開會場坐巴士回家時，場內依然乾乾淨淨。這顯示出卓越的組織和後勤能力。這一切都是按照15歲左右的男孩兒和女孩兒透過揚聲器發出的簡單利落的命令進行的。這樣的表現，任何軍隊的參謀看了都會高興，我和布里特一樣，也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這是我參加的第一個這類會議，後來還參加了多次，我從沒見過英校生也有這樣的表現。英校生說話沒信心，缺乏自信，他們使用非母語時心理上有障礙。

我知道，上訴這事的結局將是令人掃興的，但學生們認為這是個組織示威反對政府的機會。10月12日，大批學生在最高法院外面的大草場集中。根據《新加坡虎報》報道，布里特到達時，他們爆發出〃一陣暴風雨似的掌聲〃。英國籍法官奈特問道：〃像這樣微不足道的上訴案，怎麼排上了三天？〃布里特說，這件事應該由他負責，因為按照他估計，案件不可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審完。接著他認真地說明了上訴的理由，接連兩天擺出了勇敢的姿態。換成我的話，要拖到超過一個上午也難以做到，而且效果會很差。第二天雙方陳詞結束後，法官維持原判。但是他說，如果年輕的學生簽下保證書，保證18個月內行為良好，他會撤銷監禁刑期。

學生們要當烈士

法官輪流詢問被告學生是否願意籤保，學生個個都搖頭。法官決心維護法治，學生們決心要當烈士。法官別無選擇，只好送他們進監牢，儘管他這樣做讓他們能利用這個課題，在說華語或方言的群眾當中煽起反政府的情緒。

現在我知道共產黨人會如何利用這樣的局面了。讓我來處理的話，我會要學生的父母簽名保證他們的子女行為良好，然後釋放他們。在共產黨的幕後領袖能對付家長之前，我可以傳他們到法庭，直接跟他們打交道。這樣，政府就會取得道義上的勝利，家長對自己的子女只受到警告就了事，也會感到安心。但是當時我也受到同情學生浪潮的影響。9月20日《南洋商報》引述我的話說：〃當局迄今仍無絲毫證據證明華校內有共產黨活動的跡象，當局把學生反對政府拒絕批准他們緩期服役指為共產黨在搞破壞，而藉此對華校實施更嚴厲的控制。〃當時我無知、愚蠢，容易上當，不知道共產黨人做事效率是那麼高，也不知道他們的觸角已經伸到所有反對政府的組織，並對它們加以控制。

樞密院在1955年2月15日審理並駁回上訴。案子審結了，但是我對華校生的世界的認識卻剛剛開始。這是個生機勃勃的世界：有那麼多活躍分子，個個生龍活虎；有那麼多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自私，準備為更美好的社會犧牲自己的一切。看來他們完全獻身於革命事業，下定決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個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他們的領袖給他們指引的方向，我越來越感到害怕。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駕馭不了其中一些幹勁十足的年輕人，使他們為我們的事業服務，為我和我的朋友們，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業服務，我們就永遠不會成功。到目前為止，我們只跟英校生和馬來人建立聯絡，這些人既沒有堅定的信仰，也沒有力量跟華校生一較高低，更別說抗拒受華文教育的共產分子了。在我們的聯絡網裡，唯一〃說華語或方言的華人〃是軍港和海港局裡的小集團，主要是說廣東話的技術勞工，以及市議會里的日薪工友。會員全說華語或方言的唯一工會，是市政會的清糞工人。他們天天早上用扁擔挑兩個鐵桶清糞，沒受過多少教育，依我看不像是革命的料子。

學生們聘請過其他律師，他們不熱心政治，也不願像我那樣準備跟政府對抗，因而學生們必定得到指示，要利用我作為他們的律師。每當他們跟政府發生衝突，或者受到政府阻撓，從集合時被燙傷到申請舉行公開集會的許可證等問題，他們都到歐思禮路來找我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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