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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照高首先向張文秋交待了今後的工作內容及紀律。

張文秋一聽，也和方文一樣，有些不願意。因為凡是來這裡工作的中國同志，進來後要斷絕與中共黨組織和其他同志以及所有親人的關係，除與自己現在的工作直接有關的人，不準與任何人單獨來往和接觸，除根據上級指示執行規定任務外，一律不準私自外出。吳照高每向她交待一句，就盯著她問：“聽清了沒有，能不能做到？”

張文秋雖然覺得感情上有點接受不了，還是硬著頭皮一一答應。

根據佐爾格的指示，她和吳照高以夫妻的身份租下了一座三層小樓。按吳照高的指示，張文秋將一樓佈置成客廳、廚房和女傭住處，將二樓佈置成主人房間和幾間小辦公室，三樓也佈置了一處臥室，裡面是全套的西式傢俱陳設，又專門裝了一部電話，並特別規定，今後除吳照高和她以外，任何人不經允許都不準去三樓。

一切佈置妥當以後，吳照高帶來幾位中國同志，讓他們在二樓幾個小房間裡分別辦公。張文秋看出，他們中有的專管摘抄資料，有的管翻譯，有的管打字，有的管譯電報，還有人專管警戒和交通。使她頗為納悶的是，吳照高又領著一位外國婦女，徑直上了三樓。上面那間西式臥室，顯然是專為她準備的。但張文秋和其他中國同志一樣，都堅持遵守規定，從不打聽各自的身份來歷，只是直接接受吳照高分配的工作。

張文秋逐步瞭解到，他們摘編的這些資料，雖然都是報紙上公開發表的，但卻充分反映了中國特別是國民黨統治的軍政情況和社會動向。這些訊息彙集到佐爾格那裡，他就將從各方面得到的情報，相互核對印證，然後用密碼電報或縮微技術等方法，傳送到莫斯科的情報中心，為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提供決策依據和參考。

一段時間以後，吳照高才告訴張文秋，那位外國婦女就是他的俄國妻子，也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情報人員，二樓每天摘編和譯出的資料，都由吳照高和她一起校訂，並由她翻成密碼或作縮微、化學等技術處理，然後交佐爾格去處理。有重要資料和緊急情況，則由她用電話及時向佐爾格直接報告。

這期間，張文秋違反了一次紀律。一天，是法國的什麼節日，許多人到法租界結隊遊行。張文秋想，反正現在既沒事又沒別人，就悄悄下樓站在門口街邊看熱鬧。看了一會兒，張文秋回到二樓，誰知一進門，就見吳照高怒氣衝衝地坐在自己房間裡，劈頭就問：“你幹什麼去了？去到哪裡？多長時間？見到什麼人？碰到熟人說過什麼沒有？”張文秋如實報告了，吳照高卻繼續嚴厲訓斥她：“你可不能隱瞞；如果在外面碰到熟人，讓人發現你在這裡，就會暴露我們的機關，後果將十分嚴重。你一定要講實話，萬一有了問題，我們好採取措施。”張文秋很不開心地說：“我已經說過，沒有遇見熟人，沒有就是沒有！”吳照高卻不依不饒：“沒有也不行。你私自外出，已經違反了紀律，必須承認錯誤！”張文秋只得低頭認錯，保證決不再犯。不過，透過這次事件，吳照高對張文秋的性格與作風有了進一步瞭解。在與佐爾格商量後，決定發揮她的好動性與敢闖精神，任命她為駐華情報機構南方站站長，負責南方几省情報網的組織和聯絡。

同年秋天，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發動了“九一八”事變，進而吞併了東三省，引起全國極大的震動。

這個時期，佐爾格小組的情報工作進入了一個不但更危險而且更重要的時期。共產國際指示，情報小組必須全力以赴瞭解蔣介石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動向，不但對中國革命，對有關蘇聯遠東地區的動態也要極為關注。

1931年初冬，根據鬥爭的需要，擔任軍委書記的周恩來奉命進入中央蘇區。臨行前，周恩來來到法租界佐爾格的寓所，並給他帶來一個年輕的中國人。一見到佐爾格，周恩來便指著身旁的年輕人說道：“他叫章文先，是位出色的情報人員，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從今以後他將到你這裡工作。”

周恩來走後，佐爾格便同章文先閒聊起來，兩人都用俄語進行交談，自然話題是從莫斯科開始的。

佐爾格非常激動地說：“蘇聯是個偉大的國家，莫斯科更是革命者的樂園。我可以在那裡理直氣壯地談論共產主義，在那裡有最好的圖書館和革命文獻資料為你服務。我還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在街頭，再不用東張西望，提心吊膽，我完全是一個自由的人。”

“是啊，我也有同感。當我大踏步地走在莫斯科的林蔭道上，我就想盡快地看到一切，跟上大家的節奏，幹一番有意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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