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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間裡海茲爾求我不要穿上晚禮服，如果我穿了而她沒有她會非常尷尬。我固執不聽，埋怨一切都是因為她的反覆無常，她沒有理由不帶晚禮服的。我已經厭煩對她總是百依百順了。我不厭其煩地帶來晚禮服，卻又不穿，豈不是太蠢了！

我們越吵越厲害，海茲爾抓起我放在床上的襯衫扔到窗外的雪地上。我故作鎮定地從抽屜裡拿出另外一件襯衫，並準備安上領釦。海茲爾從我手裡奪過襯衫又扔到窗外。我無計可施，只有認輸——肯定我當時極沒有面子——灰溜溜地穿上普通衣服下樓吃飯。海茲爾從雪地撿回襯衫。我們笨拙地向朋友們解釋了這件事。最後返回房間時，我們發現好事者（是鮑比·戈德曼）細心地把我的晚禮服鋪在地板上好像穿在水平的人體模特身上一樣。這次風波以幽默的氣氛收場。

毫無疑問，心理學家或好管閒事者也許會從這一風波中推斷出我們婚姻狀況的許多麻煩。在我看來，海茲爾和我都不錯，優點多缺點少。我們有相當廣泛的共同志趣——首先我們都愛孩子，還喜愛戲劇、歌劇、音樂會、假期旅行、體育和慈善活動。婚前，正是海茲爾使我對為盲人工作發生了興趣。她在戴克高地盲人之家教孩子們跳舞，後來轉到新建的紐約猶太盲人協會任教。（我寫這些文字的那年，該協會的名字稍微變動了一點，正在慶祝成立15週年。）由於海茲爾的緣故，我開始成為一個行動非常不便的盲男孩的“大哥哥”。後來我先後成為主任、預算委員會主席，最後擔任協會主席。協會的年預算額也從3萬美元增長到最近的130萬美元，其增長率跟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差不多。

我們比其他夫婦有更多理由相信會有幸福美滿的婚姻。為什麼我們的婚姻會失敗呢？次要的原因可能是缺乏一定的生理上的和諧。當時我們太年輕且沒有閱歷，所以不能認清我們的婚姻形勢。但我相信，主要的麻煩是由我性格中的缺點引起的。那些缺點使我不能正確地對待海茲爾性格上的毛病。我妻子的顯著長處是精力充沛，有各種實踐能力。但跟大多數人不一樣，她的長處也帶來了缺點。她總認為幹任何事都比別人強，於是很自然地在各種事上都由她做主。這就養成她對別人發號施令的習慣，包括對自己的丈夫。我忍受不了這種狀況。雖然我願意讓步而不願彼此爭吵，但我有強烈的獨立意識，而且從心裡不滿受別人的支配。

如果我23歲時就懂得現在這麼多，我們的婚姻會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景。從一開始我就會拒絕言聽計從，對待一切事務都會堅持我的願望與海茲爾的應有同等重要性，甚至會有意提出異議，提醒她不能總是一意孤行。我本應該更加認真地研究一下她常常使自己對而使我錯的技巧和方法。我應該想出一些有效的對策。但恰恰相反，我犯了一個大錯誤，以為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去認真應付。我想我真正重視的是在金融事業上取得巨大成功以及我的財富和社會地位的穩步提高。這可能令許多人感到驚訝，尤其是我的母親，她一直認為我是一個生活在夢想中的年輕人。

我們的婚姻註定要失敗——不，在海茲爾或我覺察兩人完全不對勁之前，已經基本失敗了。1926年夏天，我們住在迪爾舒適的假日飯店裡，每星期三我在很有氣派的迪爾鄉村俱樂部和伯特·帕克打高爾夫球，他是當地麥克唐納公司（McDonnell　andpany）的經理，我和他有生意上的往來。生活的許多方面看來都很舒適、豪華、有趣和有益。有個週末我的哥哥維克多探望我們時評價說，我們的生活情況十分美滿。我同意他的意見，不過接著說道：“也許會物極必反，福兮禍之所倚嘛！”這個預言被事實驗證並不出乎意料。我結了婚，養了三個孩子，用培根的話來說，我已經“抵押給運氣”，而我比想像中更容易受到傷害。

次年3月上旬，我們從佛羅里達度假返回時，發現牛頓染上耳病。我們請西奈山醫院最好的耳科專家弗賴斯內爾博士來看病。他診斷是乳突炎，必須動手術。手術過後牛頓得了腦膜炎，1927年4月20日死去。如果到5月12日，他就將滿9歲了。

許多與牛頓的疾病和死亡有關的沉痛故事深深地銘刻在我的記憶中，但我沒有勇氣一一追敘——如果讀者原諒的話，我由衷地感激。如果要我追憶的話，我的心情跟那出令人傷心和憐憫的悲劇的主人公一樣：代達羅斯在石頭上刻下了關於他鐘愛的兒子伊卡魯斯的飛行和墜海之死。維吉爾的詩句深切地表達了我的情感。數年後，我看到奧爾德斯·赫胥黎的《針鋒相對》一書中關於小孩之死的描述時，我就想起我們的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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