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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站在了“歷史的錯誤一邊”；1998年7月，他在香港發表的一次演說中說，美國已逐漸開始界定“歷史正確的一邊”了。用來自喬治亞州的共和黨人，眾議院發言人紐特·金格里奇的話說，美國目前正處於“財富、勢力和機會都無以倫比”的時期，可以左右世界命運，這個機會決不能白白浪費掉。後來當上國家安全顧問的孔多利扎·賴斯對克林頓的說法表示贊成。1999年，賴斯對洛杉磯對外事務委員會說，根本問題是美國是否“承擔站在歷史正確一邊應負的責任。”

“歷史正確的一邊”主要包括全球化，消除貨物、資訊、貨幣和人員流通的一切壁壘，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商業體系。正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姆·弗裡德曼所言，“我們既想擴大我們的價值觀，也想擴大我們的比薩餅店。”按照克林頓的說法，美國的作用就是要在“各個重要的全球性網路中發揮中心作用，”這些網路要能“極大地增進我們的影響力，使我們能與他國一道為和平、人權和穩定做出努力。”按照這種說法，美國龐大的軍事機器所採用的戰略，就成了為達到“創造國際環境”的目的，以有助於推進“歷史正確的一邊”的方式進行“交戰”的戰略。

2000年布什總統的當選，起初還預示著要採取新的方針。競選期間，布什曾經說過，“我們如果是個傲慢的國家，人家就會那樣看我們。我們如果是個謙遜的國家，人家就會尊重我們。”另外，他還主張減少美國在國外承擔的多種義務，併發出過不要搞“建國”的告誡。但是，剛一邁進新政府，他對中國的叫法就從“夥伴”變成了“戰略競爭對手”，並急切地重新強調了擺脫反彈道導彈條約和建立全國導彈防禦系統的需要。不過，不管潛存著什麼新方針的可能，肯定都被9月11日發生的事給抹掉了。9月20日在對國會發表講話時這位總統說，“自由本身正在遭到攻擊。”在2002年6月發表的西點講話中，他談到了要倡導我們的人類進步模式，但要“以人的尊嚴、法治、限制國家權力、尊重婦女、保護私有財產、言論自由，正義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對宗教的容忍這些不容協商的要求為基礎。”他還說，“只要我們用對更加美好的生活的希望代替貧窮、壓抑和怨恨，我們就有很好的機會推進公正的和平。”布什可能沒有意識到，這樣說就等於宣佈自己為一方的皇帝，而對他的“承認”，用新教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林的話說，我們“避之惟恐不及”。

帝國的精神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命定不會有多種意識形態，而是一種。”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美國是惟一一個國名字尾有“主義”二字的國家。“崇美主義”算得上是一個熟悉的字眼（不過，聽到更多的是它的反義詞“反美主義”，但從來沒聽到過“反日主義”或“反德主義”）。其它國家一般都是遺產社會，它們的身份來自於共同的歷史和遺產。美國則是建立在一系列理念之上的。一個人要想成為美國人，就得在愛默生稱為“宗教經歷”的過程中改信那些主張。正如英國作家G·K·切斯特頓所指出的那樣，“美國是世界上惟一一個建立在某種信條上的國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說得更深刻，因此我們用他的話做了本節的引語。該思想體系的主要原則是自由、平等、個人主義、平民主義和有限統治。由於美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在上帝的葡萄園裡為了建立一個完美的新社會而辛勤耕作的選民，所以他們在這些價值觀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信仰。他們在一切問題上，從上帝到足球，可能全都各不相同，但是卻無人對這些主張的正確性和普遍性產生質疑。

“9·11”事件發生後，似乎凡是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間都掛起了美國國旗，所有的演講都以“上帝保佑美國”告終。因為剛從國外回來，我知道這種做法會讓外國人覺得多麼奇怪和不悅。愛爾蘭共和國軍的恐怖分子在英國發動襲擊，或者說，阿爾及利亞的恐怖分子在法國，奧姆真理教的恐怖分子在日本發動襲擊時，這些國家並沒有國旗滿天飄，他們的首相或總理也沒有要求上帝給予特別的保佑。難道美國人以為他們比別人神聖嗎？不，但他們敢肯定，他們的理念比他人的更好、更神聖。關於這一點，布什總統表達得非常到位。他說：“遭到襲擊的是自由本身”——不是世貿大廈，五角大樓或者美國，而是重要得多的東西：自由，信念，真正的信仰，惟一能為更美好的世界提供希望的東西。

美國人相信崇美主義具有普遍性，所以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更好，更神聖，就該當領導者。這種信仰的好處在於，這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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