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章 中央財政 (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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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哉，難即便是權傾朝野的內閣首輔，亦感步履維艱。

大明國庫之體系，非無實乃稀薄，癥結在於缺乏一統天下的中央金庫。

回溯洪武二年，朱元璋初定金陵，旋即設立內庫府，下轄琳琅十二庫，各司其職，然其佈局雖廣，卻難逃內外混淆之弊。

朱元璋，一代梟雄，其《太祖實錄》中，言辭犀利，直指公私不分之弊。

他深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理，更鑑宋太宗私藏之禍，遂毅然決然，將國庫與內帑合二為一，意在天下為公，財用皆出於民，歸於民。

理想雖豐滿，現實卻骨感。

洪武、永樂年間，尚能秉持此道，以外臣掌舵內承運庫，如戶部尚書夏原吉，面對朱棣徵蒙之需，堅壁清野，守財有道。

然至正統年間，風雲突變，金花銀製度橫空出世，內承運庫漸成帝王私囊，國庫之責，悄然轉嫁於太倉之上。

太倉者，朱棣遷都後所建之糧倉也，初為京營之根本，後以其管理之善，竟成國帑之象徵。

然此善舉亦生弊端，太倉本職乃儲軍糧，而朝廷開支浩大，常致軍需不繼，寅吃卯糧之景頻現。

更兼太倉銀庫之設，十庫並蓄，綿絲絹布、鹽課關稅，凡折銀之物，皆歸其所有。

太倉銀之來源廣泛，夏秋稅銀、鹽鈔商稅、贓罰贖罪，乃至僧道度牒，無所不包。

國帑之惑，實為大明財政紊亂之癥結所在。畢自嚴，手持天子令箭，力挽狂瀾，為國庫正名。

他非但重塑此概念，更將各部倉廩之權，悄然聚於度支司麾下，首當其衝者，乃內承運庫也。

此番舉措，非為搜刮龍藏，實為從法制層面，將內庫與外朝界限分明，讓皇傢俬產遠離國庫糾葛。

京官俸祿，自吏部申報，經度支司之太倉銀庫審批，再由吏部發放，自此，內承運庫成為皇家自娛之地，不再涉足國庫運作。

畢自嚴之志，未止於此，他又將目光投向各部寶庫，諸如太僕寺常盈之豐、工部節慎之積、光祿寺及南京戶部之銀庫，皆欲納入整頓之列。

這些部門金庫累累，令人咋舌，畢自嚴誓要一一理清，收歸國有。

然則，理想豐滿，現實骨感。

雖得聖上恩准，各部卻如泥鰍般滑不留手，與畢自嚴周旋於權術之間。

銀錢背後，權力糾葛，錯綜複雜。

畢自嚴坐於內閣，眉頭緊鎖，審視著各部賬冊，心中盤算：強取豪奪，必遭眾怒，損及根基；唯有智取，方能不動聲色，達成所願。

正當此時，內閣文書攜徐尚書漕運改革奏章急入，猶如春風化雨，為畢自嚴帶來一線生機。

“民運官理，分段而治，按省修繕”，徐光啟之策，恰似對症下藥，令畢自嚴眼前一亮。

半晌深思後，畢自嚴與徐光啟共赴西苑，面聖陳情。

朱由校覽奏，讚歎不已：“徐尚書真乃奇才！”

他見徐光啟提議沿運河設鈔關，分段管理，心中已繪就一幅富國強兵之藍圖。

運河七鈔關，橫貫南北，坐擁人流物流之要衝，其潛力無窮。

朱由校筆走龍蛇，一“準”字落，便決定了大明財政之新篇章。

“京城至通州，先試牛刀。”

朱由校輕揮衣袖，將奏章託付於小太監之手，轉而對徐光啟悠然言道：“卿之智見，與朝廷革新之策，皆需精煉成章，速遣至天津袁知府可立案頭，以資共鑑。”

“陛下英明神武，微臣遵命。”

畢自嚴與徐光啟聞言，即刻躬身行禮，言辭中滿是欽佩。

“陛下，既已開民間商賈漕運之禁，那麼漕軍之未來，又將如何安置？”

畢自嚴適時進言，言辭間恰到好處地引出了新的話題，恰似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朕若記憶無誤，漕軍皆源自衛所，固若金湯之軍力也。”

言罷，朱由校目光轉向畢自嚴，悠悠發問。

“陛下聖明，追溯至永樂盛世，成祖睿智，令衛所之軍力融入漕運，此制歷久彌堅。”

畢自嚴即刻回應，言辭懇切。

“新制既立，漕軍之未來，當如何籌謀？”

朱由校續問，語含深思。

“處置之道，實為難題，需細細考量。”言畢，他輕敲桌案，眉頭緊鎖，似在權衡利弊。

大明對漕軍之運用，宛若巧取豪奪，然亦非全然無報。

衛所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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