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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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張令澳作《國共合作秘密使者張衝》原載一九八九年二期《上海灘》，臺灣《傳記文學》五十七卷第二期轉載。一文，寫及一九三六年六月周恩來、潘漢年曾應張衝之邀秘密赴莫干山與蔣介石會談。張令澳先生曾在蔣介石侍從室工作。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筆者詢問張令澳先生，文中所記蔣、週一九三六年六月會晤是否親睹之事？張先生答系傳聞，那時他尚未到侍從室工作。由於此事迄今未曾在國共雙方有關文獻上查到依據，只能作為一樁傳聞。

周恩來在張學良及二宋陪同下，步入蔣介石臥室，蔣介石正臥病在床。蔣介石支起身體，請周恩來坐在床前。廝殺了十年，蔣、周如今晤談於一室，真是不易！

周恩來仍照以前的習慣，稱蔣介石為“校長”，寒暄道：“我們有十年沒見面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蔣介石點了點頭，說道：“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周恩來頗為機靈，順著蔣介石的話，轉向了正題：“只要校長能夠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你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你的指揮。”

這時，宋美齡一聽說及敏感話題，馬上就替蔣介石作了答覆：“以後不剿共了。這次多虧周先生千里迢迢來斡旋，實在感激得很。”這樣，談話的氣氛變得寬鬆起來。蔣介石也說：“我們再也不打內戰了！”蔣介石居然還這麼說及：“每次我們之間打仗時，我常想起你。即使在戰爭中，我還記得你曾幫助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們還能共同工作。”這麼一來，談話切入正題。雖然張學良一九九○年對日本ＮＨK記者說，“現在還不能洩露當時蔣介石與周恩來談話的內容”，不過，一九八○年《周恩來選集》上卷問世，首次公開發表的周恩來《關於西安事變的三個電報》，內中倒是寫及了蔣、週會晤的內容：蔣已病，我見蔣，他表示：

（甲）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

（乙）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

（丙）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

這一段周恩來寫於會晤蔣介石後第二天的電文，可以說是關於蔣、週會談的最權威的記錄。在晤談之中，蔣介石跟周恩來還聊起家常，說及長子蔣經國在蘇聯，並表露出思念之意。周恩來馬上答應：可以與蘇聯方面聯絡，幫助他父子早日團聚。

蔣經國自一九二五年赴蘇聯學習，一晃，已經十一個年頭。後來，蔣經國訊息杳然，蔣介石曾委託駐蘇大使蔣廷黻查詢，也未知一二。其實，一九三五年三月，蔣經國已與俄羅斯少女芬娜（後來改用中國名字蔣方良）結婚，年底生長子文倫，即蔣孝文。一九三六年又生一女，名愛理，即蔣孝璋。那時，蔣經國在蘇聯任烏拉爾重型機械廠副廠長……

聽說蔣介石思念長子，周恩來後來果真幫他與蘇聯聯絡，促成了蔣經國在一九三七年三月返回中國，與蔣介石團聚。國民政府駐蘇大使蔣廷黻曾這樣回憶：一九三七年某夜，當我和部屬們閒談時，有人報告我說有客來訪，但於見我本人前，不願透露姓名。當我接見他時，他立即告訴我他是蔣經國。我很高興……

西安事變，使蔣介石遭劫持，不意卻由此引出與周恩來的見面，又引出周恩來幫助蔣介石父子團圓的喜劇來！周恩來富有人情味，極為關心人，這一小插曲曾傳為美談，也是蔣、週會談的意外收穫！順便提一筆，毛澤東之子毛岸英、毛岸青，卻是經張學良的幫助，由“紅色牧師”董健吾牽線，於一九三六年六月趁張學良摯友李杜將軍去西歐考察時，從上海帶去，與董健吾之子董壽琪同行。他們抵達巴黎後，再轉往蘇聯……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聖誕節的“最大贈禮”

經過兩天的談判，“放蔣”也就定下來了。“三位一體”都同意“放蔣”，只是何時“放蔣”及如何“放蔣”，尚未確定。倒是宋美齡在來西安之前，便已定下了要求“放蔣”的日期——二十五日，因為這天是聖誕節，而她和蔣介石都是基督教徒。

孔祥熙在二十二日致張學良函中，亦申明瞭這一“放蔣”時間：“如你能在聖誕節左右護送委員長安全返回，那真是聖誕老人給予的最大贈禮了！”孔祥熙不僅指明瞭時間，而且要求張學良“護送委員長安全返回”。

張學良答應了宋美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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