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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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引者注：雖然蔣介石在一九四八年才當選總統，但蔣總統在臺灣已成了對蔣介石的習慣稱呼）存在政見之爭，就是蔣總統主要是安內攘外，我就主張攘外安內，就是攘外就能安內，那麼蔣總統說先安內，以後再攘外。從開始我們兩人就存在這方面的意見分歧，但沒有後來這麼尖銳。”張學良也就談及了關於共產黨問題。他說：“我根本就不願意‘剿共’。東北軍想回家鄉是主題。他們要同日本人打。他們不願意同共產黨作戰失去力量，想儲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戰。當時，中國抗日情緒高，政府不想抗日，共產黨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他說自己堅決反對內戰：“當時根本不願和共產黨打仗。實實在在地不願意。”九秩老人張學良回首話當年，他對日本ＮＨK電視記者所說的對日本、對蔣介石、對中共的看法，也就完全說清楚了他當年下達扣押蔣介石命令時的動機。

當然，他也僅僅是下令扣蔣，而非殺蔣——如他所言，就個人感情來說，他和蔣介石“情同骨肉”。當年，“三國四方”：日本，國民黨的中華民國，中共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而中華民國之中又有蔣介石一方，張學良、楊虎城另一方。張學良說清了他處於“三國四方”之中的錯綜複雜的關係，也就理清了歷史的思路……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先禮”不成，這才“後兵”

張學良說及他和蔣介石的“政見之爭”，從一開始就存在，“但沒有後來這麼尖銳”。臨潼扣蔣，是“尖銳”到了無法解決才斷然發動的。這“尖銳”，是一步步加劇的。“先禮後兵”。在“兵諫”之前，張學良對蔣介石進行了一次次“言諫”。當蔣介石在洛陽“避壽”的那些日子裡，張學良曾對他訴說心中的痛楚：“我遭國難家仇，卻受國人唾罵為‘不抵抗將軍’，對不起國家，對不起部下，處此環境，有何面目……”張學良勸蔣介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蔣介石大為不悅，說道：“紅軍已成強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內不難徹底消滅。安內之後便可攘外。”張學良又與閻錫山一起，勸起蔣介石來。蔣介石益發不悅，斥道：“是我服從你們，還是你們服從我？”於是，蔣介石在洛陽空軍分校訓話時，不點名地訓斥起來：“有人想聯共。任何想與共產黨聯合的人都比殷汝耕還不如！”殷汝耕何許人？早年倒是加入了同盟會，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與日本特務土肥原勾結，成為大漢奸，策劃在華北五省成立親日“自治政府”。蔣介石警告張學良，你要聯共的話，比大漢奸都不如！

蔣介石咄咄逼人。他知道東北軍、西北軍不願“剿共”，十二月六日，他在華清池行轅召見張、楊，向他們攤牌了。蔣介石毫不含糊地說：“無論如何，此時必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中央……不能不給以相當的處置。”蔣介石提出兩個方案，讓張、楊抉擇：第一方案，服從命令，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全部開向陝北前線，進攻紅軍；第二方案，如不願“剿共”，則將東北軍調至福建，十七路軍調至安徽，讓出陝甘兩省，由中央軍“進剿”。這兩個方案，顯然都是張、楊所難於接受的。蔣介石把張、楊逼上梁山了！抱著一線希望，張學良於翌日上午再赴華清池行轅，向蔣介石面諫。張學良此時，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直陳己見，直抒胸臆：“日寇侵略我國，貪得無厭，繼東北淪陷之後，華北已名存實亡。最近，日偽軍又大舉進犯綏遠（引者注：當時的省名。自一九二八年設綏遠省，一九五四年撤銷。轄內蒙古的一些地區，包括呼和浩特、包頭等市），進一步窺視我西北。國家民族的存亡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內戰，不足以救國。繼續剿共，斷非出路。”“當今是抗日第一，紅軍問題可用政治方法解決，只有一致對外，才能安內，一旦抗日，就能統一。東北軍抗日情緒很高，不可壓制。”蔣介石聽罷，寸步不讓，針尖對麥芒一般，加以反駁：“你明白共產黨，你是受了共產黨的蠱惑。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日本，是共產黨。”“今天確是到了剿滅共產黨的時候了。你不主張剿，而主張聯，簡直是反動。”最後，蔣介石說出了最為強硬的話：“現在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改變！”聽了蔣介石這句話，張學良知道“言諫”已經不再有什麼效果。隨後，楊虎城亦到，又對蔣介石勸說了一番。蔣介石也毫不客氣地對楊虎城說：“你是本黨老同志，要知道我們跟共產黨勢不兩立，消滅了共產黨，我會抗日的。紅軍已成流竄之眾，我決心用兵！我有把握消滅紅軍！十七路軍中若有不主張剿匪而主張抗日的軍官，你放手撤換，我都批准。”到了這地步，張、楊心中明白，苦勸是勸不動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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