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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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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注意到這從巴黎傳來的駐莫斯科中共代表團的重要資訊。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蔣介石同蘇聯駐華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會談時,得悉駐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確有談判意願。於是,奉蔣介石密令,鄧文儀重返莫斯科,透過蘇聯當局,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進行了聯絡。中共代表團同意與鄧文儀接觸。於是,鄧文儀與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面對面坐在一起,進行了秘密談判。這是國共兩黨自一九二七年決裂之後,頭一回直接進行談判。據鄧文儀回憶,他跟王明“懇談”,首先說及蔣介石注意到中共代表團在共產國際“七大”上提出的建議書,決定著手與中共進行接觸、談判。鄧文儀傳達了蔣介石的三項條件:

(一)取消中華蘇維埃政府,這個政府的所有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參加南京政府;

(二)改編中國工農紅軍為國民革命軍,因為同日作戰必須有統一指揮;

(三)國共兩黨間恢復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繼續獨立存在。

五短身材的王明,很仔細地傾聽著鄧文儀傳達的蔣介石三項條件。

鄧文儀還表示,蔣介石已注意到中共的《八一宣言》。

鄧文儀說:“當然,紅軍不會接受國民政府的軍事工作人員,但紅軍和國民政府間應交換政治工作人員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蔣委員長知道,紅軍沒有彈藥、武器和糧食。國民政府能夠給紅軍一定數量的武器和糧食,以及派出若干軍隊幫助紅軍,以便紅軍開到內蒙古前線,而國民黨軍隊將保衛長江流域。”王明馬上表示,紅軍不能“開到內蒙古前線”。因為那樣,意味著紅軍必須放棄陝北根據地。王明和鄧文儀的莫斯科會談雖說是短暫的,卻畢竟是歷史性的——共產黨和國民黨終於坐了下來,開始秘密談判。

王明還說明了實情:雖然共產國際是中共的上級,但是要進一步開展國共談判,還是要找在國內的中共中央,要找毛澤東。只有毛澤東,才能最後拍板。鄧文儀迅即把來自莫斯科的秘密訊息,電告蔣介石。於是,蔣介石明白,“捨近求遠”不行。要解決問題,還得找老對手毛澤東!

第二部分:幕後密使肩負重任的“紅色牧師”

又一個重要的訊號,出現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上。這一期報紙刊載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人民外交委員王稼祥對紅色中華社記者所發表的談話。紅色中華社,即新華社的前身。談話稱:“中華蘇維埃政府對於蔣介石的態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蔣能真正抗日,中華蘇維埃政府當然可以在抗日戰線上和他攜手……”這清楚地表明,毛澤東願與蔣介石“攜手”!也就在這時候,一位神秘的牧師,從上海來到古城西安,求見張學良。他向張學良提出了出乎意料的要求:希望透過東北軍的防地,進入紅軍的防地!此人自稱姓周,名繼吾,是一位牧師。當然,他深知,光是說自己是牧師,未必能使張少帥答應他那非同一般的要求。他出示了一份重要的證件,那是孔祥熙親筆簽署的“財政部調查員”的委任狀。據云,他要進入紅軍防地進行“調查”。

張學良知道此人來歷不凡,沒有當場答應。在送走這位牧師之後,馬上發密電到南京。南京方面證實,這位牧師確是南京政府派出的重要密使,前往中共中央進行聯絡。張學良又用電臺跟瓦窯堡聯絡,那裡的回電表明,中共中央也知道此人,並請張學良提供方便,幫助此人前往瓦窯堡!這位牧師,居然在南京和瓦窯堡都得到認可,表明此人神通廣大。關於此人,後來,斯諾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記》中,多次若隱若現地提到他,寫到緊要關頭便打住。在跟斯諾交往時,此人不再姓周,卻改姓王,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稱他為“王牧師”。斯諾寫道,他要從西安去保安,他的一位老朋友作了“指點”。我得到的指點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館去,要了一個房間住下來,等一個自稱姓王的先生來訪,除此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確實是一無所知,除了他會設法給我安排搭乘——他們這樣答應我——張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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