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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海軍建設思想以及戰略思想方面，德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仍沒有形成清晰的、切實可行的海軍指導思想，更沒有制訂出像“施裡芬計劃”那樣明確、切實的作戰計劃。

從全球地緣政治來看，德國和整個歐洲國家處於歐亞大陸西端，地緣政治學稱之為內新月形地帶，也叫大陸邊緣地帶。這種地理環境是陸上強權和海洋強權爭奪的中間拉鋸地帶，對當時德國影響最顯著的是兩大因素，一個是強鄰環繞，二是潛力巨大。決定了德國外交的複雜局面和德國的複雜命運。

在俾斯麥的外交策略中，防備俄國和法國始終是重中之重，基於英國與法國和俄國在全球殖民地利益中存在深刻矛盾，因此德國與英國就存在合作的可能。在俾斯麥看來，他認為如果政治、經濟的強制因素註定了法國和俄國是德國的兩個敵人，那麼德國就應該盡一切努力來與英國結盟。但是，俾斯麥也擔心英國的自由化思想會影響德國內部，他曾說：“帝國內部的一種自由主義化的發展，是可能從德英合作中產生出來的。”所以，在他執政期間，並沒有將德英合作作為重點加以努力。

第17節：

為了不觸怒英國，俾斯麥執政期間拒絕了國內海軍派要求建立遠洋艦隊的主張，只保持近岸防禦型海軍，直至19世紀80年代，德國海軍只裝備了少數鐵甲巡洋艦，主要力量是魚雷艦和海防艦艇。但是威廉二世時期制訂如此龐大的殖民計劃，當然要依靠強大的海軍——威廉二世曾說出豪言壯語：“我不把我的海軍建設到和我的陸軍同等水平，我絕不停息。”首相比洛也說德國必須要成為一個海上強國，這樣，德國才能自由地保護我們的海外利益，既不受其他海上強國的影響，也不管它們有何選擇。因此他主張建立一支能夠發動攻勢，而不是單純防守海岸的強大艦隊。1894年，他寫道：“沒有一支能夠發動攻勢的艦隊，德國就不可能發展世界貿易、世界工業，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的公海捕魚、世界交往和殖民地。”

但是，德國應該建立一支什麼樣的海軍呢？

從19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海軍熱潮，德國出現了很多海軍著作，但是大多數都是平庸之作，能稱之為“德國的馬漢”的只有曾任基爾海軍官校校長的馬特查恩中將，在其所著《海軍戰爭》中認為，“現在所有文明大國都必須仰賴全球性的商業，而且即令是大陸國家也已日益暴露在海戰的威脅之下”。但他認為巡洋艦在1805年特拉法爾加海戰後已經被證明作用被誇大，只有在掌握絕對的制海權之下，巡洋艦的威力才能得到發揮。在其海權思想中，與馬漢有相同觀點的是，他也認為海戰是掌握制海權的核心，換言之，他的理論是要求集中艦隊與敵國進行具有決定性的戰役，“無論何時何地，或為何種目的，制海權本身都值得一戰”，所以，他的結論就是：“海戰實為海軍戰爭整個系統的基石。”馬特查恩的理論成為威廉二世與提爾皮茨建設大海軍的理論基礎，但是，其理論明顯是馬漢海權論的“德國版”，並無過人之處，也沒有更適合德國這個陸權國家的海權思想誕生，這實際上表明德國沒有穩定、可靠、能真正指導海權和海軍建設的思想。

受19世紀中葉法國思想家的影響，德國海軍主義者中還有一個“青年學派”，該派並不主張與主力艦佔有優勢地位的艦隊進行決戰，而是認為應當倚重外海的巡洋作戰。所謂巡洋作戰實際上就是一種利用劣勢艦隊與優勢艦隊進行非對稱作戰的戰略。這種戰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未曾得到實踐，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海軍司令雷德爾曾經策劃了“大西洋巡洋戰”，實際上就是這一學派理論的應用。

德國海軍思想家沃爾夫岡魏格納中將在其理論中提出衡量海軍力量的標準。魏格納曾在公海艦隊中擔任炮術官，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已經是第一戰列艦分艦隊首席參謀，後調任輕巡洋艦“雷根斯堡”號艦長。魏格納曾經寫過3份備忘錄，這成為其理論的基礎，後來以《世界大戰中的海軍戰略》為名正式出版，成為海權論中的經典著作。魏格納認為，海權應該包括三大要素：其一，戰略位置，也就是地理因素；其二，艦隊，這也就是攻擊力因素；其三，一國進入海洋的戰略意志，也就是國家戰略因素。對於德國而言，其戰略位置不利，但是按照理論，可以透過國家戰略意志改變，也就是建造大海軍，從而挫敗敵人。不過威廉二世時代末期的參謀長馮勒維措夫海軍上將對魏格納的理論嗤之以鼻，稱其為缺乏進攻精神、對地理學鬼迷心竅的“吹毛求疵者兼中學教師”。但是，這位“中學教師”卻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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