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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最卑下的堂仔，大夥計休息，他卻要呆在茶樓侍候。

李嘉誠對兒子談他少年的經歷：“我那時，最大的希望，就是美美地睡3天3夜。”

茶樓是個小社會，三教九流，什麼樣的人都有。他們與先父所說的古代聖賢相去甚遠，但一個個都是這麼實在，富有鮮明的個性。他們或貧，或富；或豪放，或沉穩。也許是泡在書堆裡太久的緣故，李嘉誠對茶樓的人和事，有一股特別的新鮮感。他會揣測某一茶客的籍貫、職業、財富、性格。他由此而養成觀察人的習慣，這對他日後從事推銷工作大有裨益。

李嘉誠尤其喜歡聽茶客談古論今，散佈小道訊息。他從中瞭解了社會和世界的許多事情。不少事，在家庭，在課堂，聞所未聞；不少說法，與先父和老師灌輸的一套，大逆相忤。李嘉誠發現，世界原來是這麼錯綜複雜，異彩紛呈。李嘉誠的思維不再單純得如一張白紙，又因為先父的訓言刻骨銘心，他在紛紜變幻的世界沒有迷失自我。

聽茶客談天，是排困解乏的最佳療法。有一次，李嘉誠聽得入迷，竟忘了侍候客人茶水。他聽到大夥計叫喚，慌慌張張拎茶壺為客人衝開水，不小心灑到茶客的褲腳上。

李嘉誠嚇壞了，木樁似地站在那裡，一臉煞白，不知向這位茶客賠禮謝罪。茶客是茶樓的衣食父母，是堂倌侍候的太爺。若是挑剔點的茶客，必會甩堂倌的耳光。

李嘉誠誠惶誠恐，等待茶客怒罵懲罰和老闆炒魷魚。在李嘉誠進來之前，一個堂倌犯了李嘉誠同樣的過失，那茶客是“三合會白紙扇”（黑社會師爺）。老闆不敢得罪這位“大煞”，逼堂倌下跪請罪，然後當即責令他滾蛋。

這時老闆跑了過來，正要對李嘉誠責罵，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這茶客說：“是我不小心碰了他，不能怪這位小師傅。”茶客一味為李嘉誠開脫，老闆沒有批評李嘉誠，仍向茶客道歉。

茶客坐一會兒就走了，李嘉誠回想剛剛發生的事，雙眼溼漉漉的。事後老闆對李嘉誠道：“我曉得是你把水淋了客人的褲腳。以後做事千萬得小心。萬一有什麼錯失，要趕快向客人賠禮，說不準就能大事化了。這客人心善，若是惡點兒的，不知會鬧成什麼樣子。開茶樓，老闆夥計都難做。”

回到家，李嘉誠把事情說給母親聽，母親道：“菩薩保佑，客人和老闆都是好人。”她又告誡兒子：“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積善必有善報，作惡必有惡報”。

李嘉誠再也沒見過那位好心的茶客，他成為鉅富後對友人說：“這雖然是件小事，在我看來卻是大事。如果我還能找到那位客人，一定要讓他安度晚年，以報他的大恩大德。”

這是李嘉誠一生中惟一一次“飯碗危機”。一年後，李嘉誠辭去茶樓的工作，去了舅父的中南鐘錶公司。

他已經熬過最艱辛的一年，老闆給他加了工錢，他能夠向其他堂倌一樣，輪流午休或早歸。茶樓工作出息不大，但他感謝茶樓老闆，老闆成全了李嘉誠養家餬口的基本願望，給予他極好的人生鍛鍊。

為去舅父的公司，李嘉誠猶豫了好些天。他渴望從事新的職業，尤其是跟複雜鐘錶打交道的行當。李嘉誠邁向社會，曾拂逆了舅父的一番好意。現在李嘉誠又覺得，他似乎不應再有太多的顧慮。自己是在社會闖蕩和磨鍊過的人，進舅父的公司，不是接受恩賜，而是為舅父做事。

莊靜庵回憶少年李嘉誠時說：“阿誠的阿爺謝世太早，故阿誠少年老成，他的許多想法做法，就像大人。”

李嘉誠進了舅父的公司，舅父不因為嘉誠是外甥而特別照顧。李嘉誠從小學徒幹起，初時還不能接觸鐘錶活兒，做掃地、煲茶、倒水、跑腿的雜事。李嘉誠在茶樓受過極嚴格的訓練，輕車熟路，做得又快又好。開始，許多職員不知李嘉誠是老闆的外甥，他們在莊靜庵面前誇李嘉誠，說他“伶俐勤快”，“甚至看別人的臉色，就知道別人想做什麼，他就會主動幫忙”。

李嘉誠進中南公司的目的，是學會裝配修理鐘錶。他利用打雜的空隙，跟師傅學藝。他心靈手巧，僅半年時間，就學會各種型號的鐘表裝配及修理。

舅父對嘉誠的長進心喜不已，但他從不當面誇獎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黑暗的日治時代結束，但香港的殖民地位依然不變，只是太陽旗重新換成米字旗。戰前，香港人口163萬，日治時期銳減為60萬。大批的房屋遭破壞，英國接管香港，有17萬人無家可歸。戰時逃出香港避災的人，以每月10萬人的數量回流香港。食品短缺，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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