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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他給過我一張名片，名字上有一個黑框。別人問，他就笑：“我死過很多次了。”

他說：“生死尋常之事。”

趙鐵林出生在戰場上，寄養在鄉下，“文革”中母親自殺，他去礦山挖礦，從北航畢業後，做生意失敗，在海南租處就是三陪女住的地方。一開始也有文人心理，想找個“李香君”或者“杜十娘”之類的人，滿足“救風塵”的願望。後來發現“根本沒那回事兒”。老老實實地給她們拍“美人照”，一張二十塊錢，養活自己。“她們知道我是記者，我靠拍照片吃飯，她們靠青春吃飯，你也別指責我，我也不指責你，能做到這樣就行。我如實告訴她們我的目的，這對她們來說就是尊重，她們知道我不會扭曲她們。”

有人認為他的照片“傷害”了她們，或者在“關懷”她們。“無所謂傷害也談不上關懷，”他說，“當她們認為你也是在為生存而掙扎的時候，咱們就是平等的了。”

六十年間他顛沛流離，臨終前住著四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騎著腳踏車來去，他遇上了中國紀實攝影“也許是最好的時代”，他也知道選擇這條路就是“選擇了貧困”。看到他臨終前的照片，我心裡不能平靜。他像他拍攝的人一樣，承受命運施加於自己的一切，不粉飾，也不需要虛浮的憐憫。

生和死，苦難和蒼老，都蘊涵在每一個人的體內，總有一天我們會與之遭逢。

我們終將渾然難分，像水溶於水中。

第六章　沉默在尖叫

我站在安華的家門口。院子裡碼放著幾百只空酒瓶子，一半埋在骯髒的雪裡，全是她丈夫留下的。

臥室三年沒有人住了。大瓦房，窗戶窄，焊著鐵條，光進不來，要適應一會兒，才能看見裂了縫的水泥牆。綠色緞面的被子從出事後就沒有動過，團成一團僵在床上。十幾年間，這曾經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生活最隱秘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這裡。

她從不反抗，直到最後一次。

她刺了他二十七刀。卷宗裡說，地上、牆上全是血跡。警察說，死者死的時候還被繩子捆著，“渾身是血，血肉模糊。很多殺人案件，都是一刀致命，像這樣的情況，確實不多見”。他說死者眼睛掙得很大，臉上都是“難以相信”的表情。

風聲讓空屋子聽上去像在尖叫。

在“東方時空”時，我看過法學會的一份報告，各地監獄女性暴力重犯中，殺死丈夫的比例很高，有的地方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人——男人，死了；女人，活著的都是重罪：死緩、死緩、無期、無期、無期……

這是我心裡幾年沒放下的事。

做完《雙城的創傷》後，我有一個感覺，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元，門吱呀一聲關上後，在這裡人們如何相待，多少決定了一個社會的基本面目。

家庭是人類生活最親密的部分，為什麼會給彼此帶來殘酷的傷害？這是個很常規的問題。但愛倫堡說過：“石頭就在那兒，我不僅要讓人看見它，還要讓人感覺到它。”

我想感覺到人，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

但安華想不起殺人的瞬間了。“五年了，我也一直在想，但想不起來。”她說，四方臉上都是茫然。

她穿著藍白相間的囚服，一隻眼睛是魚白色，是出事前幾年被丈夫用酒瓶砸的，啤酒流了一臉，“瓶子砸在眼睛上爆炸了，一下就扎進去”，眼珠子好像要掉下來了。

她當時沒有還手。

她被打了二十年，忍了二十年。她說不知道最後怎麼會動手殺人，那二十七刀是怎麼砍下去的，一片空白。“我可能是瘋了。”她說的很平靜。她在法庭上沒有為自己作任何辯護。

村子裡七百多人聯名請求法院對她免於處罰，死者的母親就住在緊挨著他們臥室的房間裡，八十多歲了，為她求情：“她是沒辦法了，沒辦法了呀。”

我問：“他打過您麼？”

老人說：“喝醉了誰也不認，一喝酒，一喝酒就拿刀，成宿地鬧。”

小豆用鐵棍把丈夫打死了，打在腦袋上，就一棍，他連擋都沒擋，大概根本沒想到。

她被判死緩，已服刑八年，但她始終不相信他死了。

她有一張尖細的青白色的臉，眼睛微斜，一邊說一邊神經質地搖著頭：“他不會死的。”

我愣住了：“什麼？”

她說：“他還沒把我殺死。我死了他才能死。我沒死他怎麼能死呢？所以我不相信他會死的。”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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