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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寶齋向以木版水印的箋紙聞名於世。箋紙也稱詩箋，或信箋，專指以傳統的雕版印刷方法，在宣紙上印以精美、淺淡的圖飾，作為文人雅士們傳抄詩作或信件往來之用，統稱箋紙。它集詩、書、畫、印於一體，具有國畫的韻味。每張箋紙，可稱是一幅微型國畫，很具清新、淡雅，畫面又常用典故，筆簡意深，傳統文化的意蘊濃郁。把箋紙中的佼佼者加重顏色，集結成冊，即成箋譜，既是書房中清玩鑑賞之物，又是後人借鑑制箋傳統、發展木版水印藝術的重要資料。

印製箋紙是榮寶齋1894年開業後的主要生產營業內容。自1896年在其東側的井院衚衕2號設立了帖套作後，就開始自己印製箋紙，有畫家劉錫玲繪的《聾道人百種時箋》、《七十二候箋譜》和《二十四節氣封套》。從20世紀初到30年代，他們刻印了大量新風格、高品位的箋紙。據鄭振鐸所記，他在榮寶齋就見到了林琴南的山水箋，齊白石的花果箋，吳待秋的梅花箋，齊白石、王夢白等人合作的壬申（1932）、癸酉（1933）箋，仿成親王的拱花箋等，有“似較清秘（閣，西琉璃廠另家歷史悠久的大南紙店）為精”的評語。正因如此，1933年魯迅、鄭振鐸在北京蒐集編輯的《北平箋譜》6冊330種中，由榮寶齋刻印了65種；還被委以負責全譜匯總、裝訂。1935年榮寶齋自己編印《北平榮寶齋詩箋譜》，一函兩冊，收入箋紙200種，羅振玉為函套題簽，溥雪齋給扉頁題名，壽石工作序，高度評價。可見當年盛況和影響。

1935年重刻《十竹齋箋譜》，是榮寶齋制箋史上最為輝煌的篇章。由於《北平箋譜》的成功，魯迅、鄭振鐸決定委託榮寶齋重新刻印明代著名的《十竹齋箋譜》，共四冊，箋畫261幅（應283幅，缺22幅）。從1934年開始，包括勾描、刻板、刷印、裝訂，歷時七年，1941年才全部完成。魯迅並沒有等到全箋完成就謝世了，但他在1935年春收到《十竹齋箋譜》第一卷時，喜悅至極：“我雖未見過原本，但看翻刻成績的確不壞。清朝已少有此種套版佳書，將來怕也未必有此刻工和印手。”鄭振鐸的評語是：“持較原作，幾可亂真。”後鄭又獲得另一版本，有缺失之22幅畫作中的21幅，仍缺卷四香雪八種的最後一幅梅花，用王宗光臨摹的代替，總算湊齊。至此明崇禎十七年（1644）刊成的《十竹齋箋譜》目錄上的283種箋畫全部重現於世。這些都是在原老店經理王仁山的主持下完成的。1952年新榮寶齋按全目重新刻印，之後又幾次再版，最後一次重印是1999年，都保持了原版的韻味，達到原有藝術水平。

1951年又出版一部《北京榮寶齋新記詩箋譜》，兩冊，箋畫200幅，齊白石題簽，葉恭綽扉頁題名，鄭振鐸作序，高度評價。後又有1955年出版的《榮寶齋詩箋譜》四冊，收箋畫200幅；1958年重刻《北平箋譜》；還出版過《梅花喜神譜》等。他們除了出版箋譜外，還印製了大量應市的箋紙。初步統計，自1896年後，他們印製的箋紙，至少在兩千種以上，大多為名家所繪。以《十竹齋箋譜》為代表的木版水印製箋技術，昇華到歷史最高水平。在20世紀後的百年中，儘管我國社會發生了大動盪和大變革，榮寶齋的制箋業始終不輟，實踐出真才，這方面他們有極大的提高發展。

榮寶齋的箋紙，木版水墨套印的豐富經驗和高超技術，是後來他們向木版水印名家名畫進軍，攻下一個又一個難關，達到出類拔萃的世界水平的基礎。沒有當初的箋譜箋紙的刻印，焉能有後來成就那麼高的名畫古畫的木版水印的大量複製，從而使中國優秀傳統藝術發揚於全世界。

事實上，榮寶齋在木版水印名家大幅畫作的首次嘗試，是在1945年抗戰勝利，張大千從西南後方北上重返北平後。張與榮寶齋的王仁山經理友情深厚，王提出為張的新作《敦煌供養人》木版水印，以廣為流傳。張開始不大信任，以為榮寶齋印點小幅信箋尚可，也樂於為他們畫點這些方面的作品；大幅作品恐難以勝任，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同意他們一試。不想功畢事竟，效果奇佳，以至張大千一時也難以分辨真跡和複製。這是木版水印技師田永慶的努力成果，也是他們試印大型國畫精品的開端。木刻水印此畫可能沒有批次生產，卻積累了經驗，為八年後開始大規模印製木版水印的徐悲鴻、齊白石和其他當代國畫大師的名作奠定了基礎。而張大千極少繪製信箋紙，卻多次為榮寶齋專作信箋畫稿，供木版水印。

箋紙製作與木版水印名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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