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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氐拖巒貳��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的社論《這是為什麼》聖諭一下,就知道在劫難逃了。所謂“錯劃”、“擴大化”云云,都是以後的說法。”
(引自《1957新湖南報人》第146頁及第427頁按語)
7月,民主同盟的唐蔭蓀以及鍾叔河、朱純(女)、李長恭、鄭昌壬等5 人,被打成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同人報小集團”;不久,又把社長鄧鈞洪、副總編蘇辛濤以及編委傅白蘆蔡克誠、各報道部主任共20多人,打成“黨內右派小集團”。37歲的諶震(饒珍之夫)被判處徒刑13年。
在長沙,1958年春節元宵之夜,唐蔭蓀、李長恭、張志浩等待“發配”的右派分子共進晚餐。也許意識到這是他們聚會的“最後的晚餐”罷。當時最關心的問題,是將受到何種處理?今後何去何從?有人估計發配農村(有的回老家)種田的可能性比較大,時間作三五年打算;唐蔭蓀則估計到勞改農場去的可能性最大,這便於專政部門監管。唐蔭蓀是理智又冷靜的,他很沉痛地預言:“我們這一回都誤入迷途了,今後的路是很艱難的,想要恢復工作,不太容易,說不定是一輩子的悲劇。” 李長恭坦率表示不在乎:“我光棍一人,任他五湖四海漂流。” 張志浩表示憂慮兒女幼小,負擔重、困難多。4月中旬,召開處理右派的大會。宣佈被劃為“極右”,受到最嚴重的開除公職、勞動教養處分的,計有蔡克誠、柏原、傅白蘆、鍾叔河、鄭昌壬、周艾從、朱正、張志浩、劉鳳翔、易地、李長恭、蕭湘共12人。除個別自謀生路以外,多數被押送到長沙勞動教養集訓隊。
4月28日下午,極右分子們揹負著簡單的行裝,由人事科備車監送到長沙麻園灣勞教人員集訓隊(省公安廳臨時主辦)報到;湖南省直屬機關送勞教的右派都在這裡集合受訓。“五一”節後,首批投入“勞教”的右派分子們,前往“新生”電機廠工地待命。6月,勞教分子約8千人,由荷槍實彈的武警押送,調往株洲“新生”工程隊,即湖南省第一勞改管教隊,投入株洲鐵路樞紐站的土石方工程。被關在鐵絲網柵欄圍成的營地裡,哨兵日夜監視。清晨5時排隊由武裝警察押送,做重苦力活,經常加班到夜間。不堪苦役者臥軌或撞車自殺。有少數仍留在“新生”電機廠工地。其中李長恭後來又被判刑12年,在勞改中被迫害致死。……報社編輯部此外還有16名右派分子歸第2類處理,撤消職務,送農村或農場監督勞動,每月都只發給生活費15元。下面例舉一些右派知識分子的悲慘遭遇。
(一) 朱正
魯迅研究專家朱正所受處分,屬於第一類: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文革中的1970年被錯判徒刑。
1958年至1962年,朱正被勞動教養;在勞動一兩個月之後,就根據實際表現出來的勞動力強弱評定工資等級,分甲乙丙丁四等,那時,甲等每月是28元,每等遞減4元。朱正只評得個等外,每月工資14元。扣除伙食費10元,所餘也就無幾。
1970年到1973年,朱正又被判刑勞動改造。勞改犯是沒有工資報酬的,每個月只發很少一點零花錢,以供購買手紙、肥皂、菸捲等等之用。朱正當勞改犯時,起初每個勞改犯每月零花錢是1元5角,後來提高為2元。可是,囚糧、囚服概不計價,真正實行了吃飯不要錢的制度。而且,夏季的蚊帳,冬季的棉被,誰要是缺了什麼,也都免費發給。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比起來,“勞動教養”更是活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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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刊編輯部的右派分子(2)
(二)諶震、饒珍夫婦
1957年夏,“鳴放”一開始,饒珍就提心吊膽,預感大禍臨頭。丈夫諶震是一根直腸子通到底,心裡怎麼想,嘴裡就怎麼說,全不考慮後果。他是個闖禍的祖宗,一生就吃這個虧,全家也跟著他受了許多苦。果然,他在小組會上就“放炮”,說“肅反擴大化”太主觀主義,是違反憲法。在今天來看,這話一點不錯,諶震的出發點確是幫助黨整風。然而在當時這話怎麼能夠說?諶震一年前還是肅反物件,新老帳一齊算,他能逃過這一關嗎?妻子饒珍跟他吵過鬧過,都枉然。諶震結婚已20年。1945年他因羊棗案被國民黨逮捕,關押一年多。那時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大的4歲、小的才生,妹妹湛良也只16歲,流落異鄉,簡直陷於絕境。幸而有朋友伸出同情之手,兩人都找到工作;後來由福州回長沙,因黎澍同志的安排,途經上海、南京、武漢,都有朋友照顧。這回可不同了,諶震是右派,甚至是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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